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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国民革命纲领的实施与广东社会阶层变化

来源:http://www.irgrl.com 作者:金沙城中心 时间:2019-10-08 07:43

一、国民革命纲领的提出

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表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办法却并非没收地主的土地来分配。孙中山采取的是一种不致引起阶级对抗的调和手法,调和方法执行的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居中调和。他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土地问题,而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中,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556-558页。)对于地主这一阶级,孙中山并没有“打倒”、“消灭”的提法,他提出,“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556-558页。)

[89]章渊若:《新中国之建设与社会科学运动》,《中央日报》副刊“社会科学运动”,1930年5月4日。

[19] 述之:《国民党中之左右派的争斗与共产党》,《向导周报》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在当时各种社会*力量中,新生的*党人是国民革命主张的主要鼓动者,他们较早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国民党人亦并非国民革命口号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在探索革命的新形式。1923年8月24日始(8月25日,9月5、7日连载)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的连载长文《国民革命与国民党》,分国民革命的概论、国民革命组织、国民革命之意义、国民革命之特性与对象、国民革命之要件等进行阐述。(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4、25日,9月

这种言论说出了国民党决策层的真实想法。孙中山、国民党自视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党和政府包容社会各阶层,国民并不是仅指工人、农民,更不会接纳一部分,排斥另一部分,而是要在政府控制下,共同服务于国民革命这一目标。

[75][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131]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在城镇,与工会、工人自卫队和工人运动相比,商人及其团体如商会、商团军等,却明显感到受冷落,受歧视。他们已处在一条叉路上:是与政府合作还是对抗?与工人和平共处还是相互敌视?商人迈出了对抗和敌视的步子。其原因与他们思想上恐慌、实际利益受到损害相关。

[83]《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119]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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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成立后,某些地区的农民协会开展活动,与地主就减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农村中与以地方为主的传统势力分庭抗礼,造成了一些地方农村社会的波动。扶助农民从理论到实践,得到了贯彻。

其次,民众应如何通过继承五四精神,以完成当下的“革命”目标呢?

[79] 武:《对青年军人所说的一席话》,《清党实录》,第468页。


时间:2007-3-9 17:43:09 来源:不详

在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共产党人是国民革命主张的主要鼓动者,他们较早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国民党人亦并非国民革命口号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在探索革命的新形式。1923年8月24日始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的连载长文《国民革命与国民党》,分国民革命的概论、国民革命组织、国民革命之意义、国民革命之特性与对象、国民革命之要件等进行阐述。(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载《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4、25日,9月5、7日。)这些论点,与日后国民党“一大”宣言所阐述的相差不大,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国民党高层的想法。中共“三大”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方针。此后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的步伐迈开。可以说,国民革命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共产党人则公推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

《中央日报》4月29日

[86] W生:《右倾和左倾的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第102页。

广州工人代表会的成立是广东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广州地区工人有了自己统一的领导机关。对于国民党而言,通过工人部掌握工人代表会实施对广州工运的指挥领导,基本上也控制了广州工运的进程。工人代表会在纪念日和重大事件均举行活动或进行宣传。在劳资之间,工会内部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工人代表会发动和组织了沙面反帝大罢工;组建广州工团军,推动粤汉、广三、广九三个铁路总工会,手车夫工会和兵工厂工会的组建工作。到1924年底,加入广州工人代表会的工会总数达70多个。

[47]《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8-9页。

事实上,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党合作的形式、内容和表述亦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改换。这个时期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本文试图考察这个时期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的变化,以及两党地方组织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党际互动状态,进而描述两党党权的强弱对比和组织力量变化的实际情形,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时期国共关系复杂情形的理解。

军火被扣,引发商人罢市这一事件最后以武力解决而告结束,它宣告了孙中山与广州商业资产阶级上层的决裂。商团军的遣散,也宣示了广州商人建立“商人政府”企图的破灭,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企图以独立身份执掌国家政权努力的终结。

[77]蒋中正:《告青年书》,《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43页。

[9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86页。

1924年7月,国民党中执委召开第42次会议,决定颁布工会法,推定起草工会条例草案。10月下旬广州工代会对工会法草案逐条审查修改;11月,孙中山以大元帅令公布了《工会条例》21条。条例从法律上保障了工会的合法地位。人数众多的工人通过工会组织起来,工会成为城镇颇具权威的重要群众组织,成了可以与商人团体抗衡的集体力量。

[8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81页。

[89] 如1927年10月13日《时事新报》报道,《粤中李之融洽,不右倾不腐化,共同肃清叶贺》。

国民革命运动的推进,工农运动的发展,造成了广东社会结构的裂变,城乡社会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就已存在的纯属自卫性质、农村中守望相助的民团以及民初成立的城镇中的商团,分别受制于农村地主富户士绅和城镇殷商商会,一直是官府认可扶持的民间组织、民间武装自卫力量,是官府实施基层统治的依托,属于合法的民间武装。一般说来,正常政府统治情况下,除警察、国防军之外,是不应该存在什么民间武装的。但是,为了动员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为了使各种社会阶层均拥有“自卫”的能力,孙中山及其革命政权又批准并扶持农民自卫军、工团军的组建。于是,在军队之外,出现了数种民间武装组织。1924年,政府与这些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军队和民团、民团与农民自卫队、商团与军队、商团与工人自卫队之间都曾有冲突的记录、报道。

[40]《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47页。

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与“容共”虽在国民党报刊上交相出现,但称“联共”者渐多,而提“容共”者渐少。这意味着不少国民党人亦逐渐认同“联共”的提法。到“四一二”前夕,“联共政策”已是一个“口号常呼着,标语常写着”的词语。[41]

孙中山、国民党、三民主义成为广东政治社会主导的关键因素。广东社会力量中,理论上和实际上工人、农民的社会角色地位上升,商人、地主的地位受到了贬抑。

[58] 朱执信:《学生今后之态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2——373页。

[28] 在此之前,国民党内已有人将国共关系表述为“合作”关系,如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监察委员李石曾函称:“弟非国际共产党,亦非参与两党合作之人,但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引自《从容共到清党》第329页)。但这只是代表个人的言论,国民党官方文件中出现两党“合作”提法,则自《整理党务案》始。

1924年6月,林森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修正通过农民部提出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草案”,并经孙中山批准,以《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正式发表。宣言表示:为“代表全国民之利益,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其特别之任务,尤在于督促占全国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使之加入国民革命运动”。宣言规定:“农民协会之性质,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之团体”;“为防御土匪兵灾起见,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注:《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5日。)随后又颁布《农民协会章程》,建立乡、区、县、省、全国农民协会五级体制。7月,省长廖仲恺又发布训令,要求各县遵照执行,“诱掖当地农民根据章程及宣言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实行自卫。如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各属地方党部委员前来照章组织时,应竭力援助进行。”(注: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国民党中执委并择广州市郊及郊近县份实施试点,派遣特派员20余人前往开展工作。在广州市郊、香山、花县、顺德、东莞、宝安、鹤山、广宁、番禺、南海等县相继成立了县农民协会。这是广东省较早成立的县一级农民协会。至1924年10月,全省成立农会47处,会员有6万余人。(注:《国民党农民部办理之经过》,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6日。)至12月,已有14个县47区建立了农会,会员人数增至18万人。(注:《广东工农之政治主张》,载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9日。)

[2]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5卷第1期;陈万雄:《孙中山与五四知识分子》,《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第3期,1989年1月;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日〕山田辰雄:《孙中山·五四运动·苏联》,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4页;吴雁南:《孙中山与五四新文化思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艳国:《孙中山对待新文化的态度评议》,《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董德福:《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欧阳军喜:《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为中心》,见氏着《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

[110]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332页。

一、国民革命纲领的提出

[13]《市学联昨日开会筹备五月各种纪念》,《民国日报》1928年4月26日;《学联会五四纪念告同学书》,《民国日报》1928年5月4日。

[47] 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924年夏秋间,正是广州商团因“哈佛号”军火被扣事与政府交涉并多次以“罢市”相要挟时期。1924年8月13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特别会议,通电声讨商团,并组织中国劳工同盟救国会以为政府效力。8月14日,广州海员、机械工会和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军及市民2万余人集会,声讨商团,并以84个团体的名义发表反对罢市宣言。

戴季陶特别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对青年思想造成的“危害”,认为它在摧毁旧思想旧制度上面,诚然有很大功劳,然而它基础浅薄、内容空虚,因此旧弊未除,而又生出“空前未有的大毛病”,使那些受了欧美物质文明“眩惑”的人,“只睡在旧八股的冷床上做新八股的热梦”。他还危言耸听地说,其结果是“把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男女,煽动起来,欲火内烧,生活外逼,于是狂喊怪叫,演成一个杀人放火的修罗场,牺牲了无数国家至宝的青年,断绝无数民族的生命种子,真是可怜可痛”。[91] 国民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责,标准只有一个,对此,戴季陶曾坦言:“概括的说,我们是拿着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来做批判的标准的。就是凡是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遵循三民主义之路走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成功的地方,否则就是失败的地方。”[92]

另一方面,中共在宣传和组织方面所崭示的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有“反客为主”的态势。从“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中心口号的提出,到“左派”、“右派”、“三大政策”等名词的流行,充分显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强势和政治影响力。到国共合作中后期,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的严密与国民党组织的松弛散漫,更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有可能成为加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因素。

但是,所有这些均需在国民党政权的指导、控制下有序进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拟订的《农民协会章程》呈文提出:“建议于政府批准施行,期使全国农民得悉在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之下而奋斗,则本党农民政策之实施,可以于此筑基础矣”。《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宣布“本政府唯有根据主义作切实之辅助,及诚恳之指导,使我全国农民从痛苦压迫之中,达于自治自立之地位,以完成三民主义之工作”,“农民自卫军当受政府之绝对的监督。”(注:《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5日。)孙镜亚在《告农民中的同志》同样也提出:“就全国说农民的唯一敌人,是驱兵为匪、收匪为兵的直系武人,却不是地主。就广东说,农民的唯一敌人,是背叛本党投降北庭的陈炯明,也不是地主”,“要是误认了地主为敌人,转把真正的敌人放松,那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徒足增长社会的纷纭,而无补于革命了”。他强调,广州农民中的同志,应该首先努力打倒陈炯明,再进而提挈全国的农民努力打倒直系武人,然后本党的政策可以实施。(注:镜亚:《告农民中的同志》,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9-30日。)

[3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4——5 页。

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83]

首先是出于对当时受到恶意歪曲的“共产”宣传的恐慌,及在广东日益蓬勃的工农运动中受到冷落,乃至产生一种被推向对立面、成为敌人的疑虑;其次是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部分人士虚幻的“商人政府”政治意识的恶性膨胀,企图与现政权角力,取而代之;三是对革命政权一些措施不理解和不满意,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为应付财政困难所采取的不断加税,拍卖公产、官产,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军队蛮横,强征暴敛,拉夫强买,军纪甚差,使他们的商业利益、人身安全均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别有用心的上层富商操纵下,商人们通过罢业、罢市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政府、军队和商人的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而加剧。

以上五四纪念大会,从会场布置到纪念程序和仪式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教化意涵。比如1927年南京五四纪念大会的会场,“布置极为完备,场之大门有五四纪念横额一方,场内设演讲台三座,中央搭大台一座,上供总理遗像,党国两旗飘扬左右,中挂总理遗嘱”。[31]每年的五四纪念会一般都有这样一些程序和仪式:一、“宣布开会”;二、“唱党歌”;三、“主席团就位”;四、“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恭读总理遗嘱”;六、“全体静默三分钟”;七、“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八、“演说”;九、“高呼口号”;十、散会。有的还设有游艺活动等项目。[32]1927年南京、上海的五四纪念大会最后一项都是游行,不过此后几年由于担心游行引起骚乱均取消了这项程序。

这个时期的国共之争,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西山会议派的分共反共,虽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做过短期的宣传,实际只发表过屈指可数的几篇文字。国民党内只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垒。但戴所发表的文字,其理论的攻击力实在有限,而且刚一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中共赠以“戴季陶主义”的帽子,实在是有些抬举了他。这个时期的几位中共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投放在理论宣传上。[80]而在国民党内,自孙中山去世后,已无人堪与中共的陈独秀、瞿秋白等进行理论对垒。大革命时期中共在思想战线上的交战对手主要是国家主义派。这个时期与《向导》进行正面交锋的,一直是《醒狮》。对西山会议派和其他国民党右派的批判只是其偏锋而已。

事态的发展,必然是扩大工人与商人之间的隔阂,最终是把商人当成敌人,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尽管这不是孙中山的本意、不是国民革命纲领中所设想的。

[25]《悲壮激昂之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中央日报》1929年5月5日。

[55] 《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引自《从容共到清党》,第399-400页。

“一大”宣言不仅对国民革命中农民、工人的地位、作用作了较高的评价,还规定了有关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对农民:“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即平均地权的传统讲法,农民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给以土地,缺乏资本负债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供其匮乏;(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121页。)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556-558页。)对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注:独秀:《造国论》,载《向导》第2期此后所颁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证明国民党确是有心提高农民、工人生活和地位,落实宣言的承诺。

1931年5月,《中央日报》刊发了由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制定的五四纪念“告青年书”[33],并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但该报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都未见关于南京、上海两地组织五四纪念活动的报道。到了1932年,《中央日报》、《申报》[34]均没有关于五四纪念的指示性文件或纪念活动的消息。此后直到抗战爆发,每年5月关于五四纪念的报道只能偶尔见到,且规模也大不如前。很明显,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官方已不象过去那样重视并有意识地组织对五四的纪念。

[95] 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3页。

在农村,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以及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的迅速成立,农民团体与地主、土豪及所控制的民团之间冲突事件很快出现,典型的如1924年6月间,广宁县劣绅雷东、黄鄂棠等出动民团围攻江屯、潭埔两地农会,揭毁会所,殴打会员,造成了全省第一宗地主民团与农民团体冲突的案件,案件的处理因国民党中执委、省政府保护农会、镇压民团、逮捕劣绅而告解决。但同类案件还发生在花县、东莞、广州市郊等地,如1924年10月花县田主维持会首领江耀忠、江建等人纠集土匪、商团、乡团三千余名进攻政府及农民协会。这类事件有增加趋势,而且驻防军队也参杂进对农会的冲击,引起农会不安,如南浦乡农会会所就被驻防军队毁拆。(注:《广宁劣绅围攻农会惨剧》、《花县田主维持会之暴动》、《虎门怀德乡土豪毁农会》、《芳村农会为南浦农会呼吁》,分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4日、10月31日、11月12日。)原本平缓、呆滞的农村社会,因农民团体的成立,与地主控制下的民团产生抗衡、对立,而卷起阵阵波澜。

国民党并非五四运动的发起者[4],不过,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展示了巨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力量,使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深受鼓舞,开始参与五四事件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民革命寄予厚望,开展五四纪念活动成为动员学生参加革命的重要举措之一,所以当时的五四纪念多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如1924年,上海举行的五四纪念会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30余校参加。[5]1925年,中华民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会又在上海复旦中学部举行五四纪念会,到会者有各校学生1000余人[6];在广州,广东大学学生会也召开了五四纪念大会[7]。1926年,上海学联举行五四纪念会,到会代表有100多人。另外,位于上海的光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学院等校也都召开了纪念会。[8]这些纪念大会一般都邀请有国民党要员,廖仲恺、伍朝枢、汪精卫、叶楚伧、胡汉民、杨杏佛等都曾受邀参加并进行演讲。对于五四的意义,国民党人根据当时革命需要和现实语境侧重于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次反帝和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如1925年上海《民国日报》刊文指出:“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9] 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所刊纪念文章也认为:“五月四日——真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反帝国主义的一个纪念节;并且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10]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与共产党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与国共合作共同发动国民革命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此时期,很多五四纪念活动是由国共两党人士共同举办、共同参加的。如1924年全国学联在上海举行五四纪念会,国民党党员胡汉民以及兼有国共双重身份的邵力子、瞿秋白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11]1925年,恽代英与邵力子、杨杏佛等一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中学部举行的五四纪念会。[12]

[5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1页。

总的看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农民、工人,均设立相关机构予以统领,对自卫性质的农民自卫军、工团军也列明权限,分属统辖范围,并颁布法规加以规范、界定、限制,不使脱离控制,实际上还是“党—政府主导”的做法,将广东工农运动纳入自己铺设的轨道上来。

[70]记者:《纪念“五四”》社论,《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而两党“党内合作”形式又是其中极具争议的焦点之一。几乎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国共之间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引发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国共两党不仅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各有不同,而且各自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之间亦存有相当的差距。加之1927年以后,两党的历史参与者难免从各自的立场来塑造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乃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学者以及大陆学者之间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和表述尚存有较大差距。[①]

国民革命纲领的提出,意味着孙中山“由护法走向革命”转换过程的完成。(注:对国民革命口号提出的经过,莫世祥的《护法运动史》和刘曼容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两书述之甚详,请参见两书相关章节。)孙中山不再坚持用“护法”的口号,即从原来的用法律的手段,依靠民主法制、和平的方式来维护民主共和,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过渡到用革命手段实现自己拟制的方案。革命手段,意味着暴力、意味着军事行动。

[60]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608页。

在国民党内部,“老同志”和少壮派之间亦不无冲突。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如国民党改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55]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党内一切职务,一度不复与闻党事。此时年近40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在致张继的一函中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径行其志之所致。”蒋在私下场合更是埋怨“本党老同志实不行也。” [56]李云汉认为,廖仲恺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亦与他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而招人怀恨有关。[57]

全省商团人数号称5万之众,其中广州商团有10个分团计4000余人,加外围力量达6000余人。商团在1924年3月又进行改选,组成新的领导架构。(注:商团第十三期候选人也即其骨干人物有:邓介石、陈廉伯、李颂韶、李应秋、梁作庸、冯耀初、邓丽晴、黎寿如、崔缉堂、钟炳林、黄志夫、陈监持、姚杰、梁海源、廖耀堂、罗耀庭、李益、陈恭受、杜官英、江霞公。见《商团之初选人》,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6日。)相比之下,他们的武器装备要比工团军、农民自卫队粮良得多。事端不少由其挑起,如1924年5月,江门商团四分团团长李超带数百团众围攻江门油业工会;香山商团还捣毁香山小榄理发工会,枪击石岐集贤工会工人;新会葵业工会工人也遭商团囚禁。此外,顺德大良辗谷工会、四会理发工会、广州酒业工会也与商团冲突遭到围攻;(注:《扣留私运军火四志》,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5日。)10月,广州市理发工会工人被商团杀至数十人。(注:《省令严缉惨杀发工商团》,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1日。)尤其是因广州商团“扣械”事件触发的商人与政府对立,引发了连串的商团与工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10月10日,广东工团军、工会、讲武堂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遭广州商团枪击的事件更使工会与商团的对立进入“白热化”阶段。广东城乡部分地区的社会阶层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99] 参见毛泽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等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不仅如此,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之过渡的观点,也于无形中潜移默化了像吴稚晖这样的国民党“老同志”。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其立论即是沿用这一观点。吴在弹劾文中引述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104]吴陈对谈的立论基点,正是国民党革命是共产党革命过渡这一观念,两人的分歧仅在过渡期之长短。吴文公开发表后,西山会议派即批评吴氏立论错误,认为吴氏实已承认共产主义之可行,不过要求缓进而已。[105]

虽然如此,“商团事件”平息下去后,在当时对“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却有一种并不看好的论调。如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署名“侠夫”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就认为:“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是站在这样的矛盾性关系上面,对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是陷在这样矛盾的自觉之中”,他们一听到工人和农人群众两字就害怕,以为这是过激派。因而宁可不要群众,宁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去,甚至和他们所衷心痛恨的军阀相勾结,以对抗他们假想中的仇敌,“其结果,革命若成,资产阶级只好被‘轧出’”,文章结语:“假如我是一个劳动者,我一定要说,资产阶级不来就让他去罢,我们的革命本来不用倚靠资产阶级。”(注:《中国的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2-13日。)这种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的思想实际。

[57] 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610页。

[152]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3页。

在“一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工人部。1924年4月上旬,工人部颁布工人代表会选举条例,并申明“代表资格审查之权在于本会工人部”,(注:《工人代表会选举条例》,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0日。)代表选出之后报中央工人部审定。5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开幕式隆重开会,出席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160人,分别代表70多个工会和10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工人代表会通过了20个决议案,这些议案涉及了工人权益保护、工会组织、工人教育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商团问题解决议案”,决议案表明:“凡商团不得干涉工会事情,及有侵犯工人自由之事”,“凡属工人不得充当商团军”,如商团压迫工人时,凡加入工人代表会之工会及工人,须一致对付及援助”,“工人得组织工团军自卫”,显示出与商团的对立以及阶级意识的自我区别。工人代表选出20个工会的代表组成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

[82]何应钦:《五四运动之产生及其影响》,《中央周报》第49期,1929年5月13日,第15页。

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国民党员颁发训令,内称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存在。“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18]国民党人强调中共组织的“国际性”,含有中共不会与国民党角立争雄的某些意味。

“一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央农民部,接着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民部工作。1924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初步确立了农民运动计划,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在国民党人的论述中,曾经被其讴歌的五四运动,因为没有三民主义的指引,成了实质上并无“远大的和根本的政治行动”,而只有青年们“对于民族自觉的喊声”。他们认为,在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下,五四运动本应该是“鲜明地以三民主义为标的一个革命运动”,然而“当时的青年,因缺乏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同时存着多少讳言革命的畏葸心理,而学问才具的培养又尚不充分,遂把五四运动作成一种与国民革命隔离太远的事件,结果,就使整个中国民族坐失那个可以乘欧战后大加改造的好时机,而国内人民的痛苦因之也延长若干年。”这是五四运动历史所留下的“明显的教训”。[84]

国民党正式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并采取两党合作的具体措施的,是1926年5月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如规定不得怀疑和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职的中共党员人数不得超过1/3,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限制中共,自是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共势力的迅速增长,而不得不承认“两党合作”这一客观事实,从而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28],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29],“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规定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联席会议由5名国民党代表和3名共产党代表组成;两党代表分别有代表本党之全权。[30]

孙中山扶助农民运动,目的是为了集合农民力量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旗帜之下,增强国民革命的实力以保证国民革命的成功,因此主张农民组织起来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而斗争,并不主张农民与地主之间进行缴烈的阶级斗争,不主张马上进行土地革命,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矛盾,则由政府以法律方式和平解决。

[95]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贺衷寒曾比较新生活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象礼、义、廉、耻等通统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介绍进来之后,就把中国社会弄得不能够安宁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马致和编:《新生活与复兴》第一集,民志出版社1934年6月版,第39-40页。)

[138] 《上海法界部委对中央扩大会决议案的意见书》(1926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1927)》,1986年版,第364页。

国民党并没有抛弃商人、敌视商人或把他们当成革命的对象。国民党实业部的成立意味着发展商人入党的“分途进行”。“商团事件”后,国民党要员频频向商人示好,安抚他们,尽量摆出“全民政府”的姿态,调整与各方关系。(注:《商民部开商民党员会议详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2日。)据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的统计,自1924年4月至1925年9月止党员职业分类为:工界39%,农界15%,商界12%,“工界为党内最大势力,农界、商界、学界次之。然而,以‘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吸收工人与农民的同时,各市县党部并非排斥商人,而以商人为城市区域的重要势力基础。由此表明,广东政权与商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局限于广州市。”(注:深町英夫:《中国国民党与地域社会——以广州东省的基层组织为例》,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中国中山市。)

1928年5月4日,由于正值北伐关键时期,“前方军事正值重要,恐有反动份子在后方阴谋破坏秩序”[20],各地纪念活动的规模比前一年大大减小,但纪念活动数量仍然不少。上海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在西门少年宣讲团内举行了纪念典礼,参加者有来自100多个单位的代表300多人。当天,上海所有学校均停课1天;上海学联也在上海总商会处召开纪念大会,有各校学生会及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另外,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公学、中华职业学校等也纷纷举行了五四纪念大会。[21]在南京,党政军各机关、各团体、各公私立大中专学校代表1000多人在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了五四纪念集会[22]。当日,其它一些省份也组织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如江西南昌举行了有各校、各团体代表参加的8000多人的纪念大会。[23]徐州也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24]

在人们长期以来的认知中,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即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实上,这种认知只能反映国共合作初期的情形,而不能概括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的全貌。因为1925年以后,中共中央规定“非必要时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意味着此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方面,大批国民党青年涌入共产党,这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最初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加入中共者渐多。一些国民党人担心国民党“容共”,有转化为共产党“容国”之势。

1924年8月20日,广东油业工会、广三互成俱乐部、茶居工会、广东土木建筑工会、海员工会、车衣工会、酒业工会、轮渡工会等数十委员团体开会,通过工团军组织大纲和工团军简章。1924年8月27日工团军正式成立,组织30多个分队,有团员300多人,它是广州工人的武装组织,其职责有三:1.辅助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受革命政府之绝对监督;2.遇工人发生事故时,得派队巡查和协助解决;3.工人如受外界压迫时,工团军有正当防护之责任。工团军枪弹,依照政府民团领枪条例,备价请领,工团军各项经费,均由工会供给。

[37]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纪念五四运动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申报》1930年5月4日,第5张。

[120] 谭平山:《中国革命党宣言草案》,引自杰柳辛、科斯佳耶娃《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显然,工会和工团军、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是新受政府扶持,在冲突中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也就是支持它们。这种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出现裂变、社会组织相互对立。

[21]《昨日各界举行五四纪念》,《民国日报》1928年5月5日。

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始终不承认与共产党平起平坐,虽然承认中共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但一直未曾宣示两党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直至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才正式承认“两党合作”,并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将两党对等合作关系确立下来。

面对工人、农民、士兵组织的各种示威、集会,商人们感到“阶级区别”、“界线划分”的敌对心态,使他们对现政权统治、对工农运动产生了不信任和离心力,以致亟图购买军火,增强实力,寻求自保。“哈佛号”军火被扣只是导火线而已。

[92]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第1302页。

[149] 瞿秋白对于三监察委员弹劾案答辩词,引自《从容共到清党》,第326-327页。

为推动农民运动发展,指导各地农运,国民党中执委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五届农讲所共培养了454名讲习员,他们中“三分之一由中央农民部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从事工作;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所有广东各地农民协会多于此时组织起来。”(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 人民出版社

《东前特别党部告学生书》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别党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

[49] 袁同畴:《一封谈论“恋爱问题”的信》,1926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

国民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力量的动员,发动农民、工人组织起来,在国民党领导下,参与国民革命运动。“一大”宣言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孙中山也多次表达了革命需要大众参与始能成功的看法。

[4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14] 这一认知非中共所独有,即国民党人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人言论中亦常出现类似提法。1926年12月27日《现代青年》第1期所刊《中国国民革命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文称:“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这句话是现在很流行的。”

商团事件是广东政权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商人政府”思潮错误引导的恶果,但它并不是国民革命纲领发展的必然归宿,更不是孙中山“抛弃了商人”,将商人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但是此后广东的革命力量中没有广州整体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队伍参与,却是可以肯定的。

[5]《上海学生会之五四纪念》,《申报》1924年5月5日,第4张。

[117]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67页。

农民自卫军于1924年8月奉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由广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组建成立,共162人。自卫军组成后移驻省署,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军事训练。此时孙中山移师韶关准备北伐,令农民自卫军与广州工团军一起赴韶关训练。9月20日,农民自卫军到达韶关,随即分开在韶关城和农村开展宣传活动,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至9月30日返回广州。10月10日“双十节”广州游行,农讲所学员与广大群众一起参加,受到商团的射击,4人负重伤,若干人轻伤。

《京市党部宣传部为五四运动纪念告青年》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1929《中央日报》5月4日

[122]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22-423页。

总括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政治行为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在思想上,他固守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藩篱,又注意到吸收新知识、新思想来充实、改进,用三民主义为思想主导,在广东形成三民主义的思想优势;政治组织上,则改组国民党,改善国民党的领导体系,充实领导机构,以国民党为革命领导的中心力量,并注意加强国民党对社会各层面的控制,巩固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又以国民党为核心控制社会组织,吸收新兴力量,扩大社会基础,增强社会力量,为己所用,从全省范围来说,国民党所依靠的势力基础,工人、农民、商人及学界是重要力量;军事上,组建服从听命于党的军官学校、党军,又注意改造旧军队,力图影响旧式军队;以国民党为核心控制社会组织。

[9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作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117]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这似乎是国民革命纲领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但却与孙中山的主观意图相违背。虽然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的基础是动员工人、农民的参与,却并不排除商人的加入。孙中山于1924年1月14日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对商团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希望“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机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1-63页。)他特别提到,商人、商团要改变从前守“中立”、“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的习惯做法,与政府合作,同农夫、工人一样,拥护政府,参与革命。

[67]《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9页。

[96]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专断性和任意性,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2000年第11卷第1期,台北)一文做过很好的揭示。

孙中山国民革命思想的产生、提出并形成系统的纲领,并没有一个较为清晰层级推进的发展过程,他本人也没有直接使用或解释过如我们理解的诸多革命要素。但是,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北上宣言等有代表性的重要文件中,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表述。

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其政治权力并不稳固,在意识形态领域,它至少要应对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对抗;二是国民党内以三民主义正统自居的各派系为争夺权力对中央政府的批评;三是来自民间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批判。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制订和推行一系列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并不断强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企图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来整合社会秩序,支撑其“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在此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把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与意识形态的重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对纪念五四的重视程度与1927年之前相比大大增强,不仅每年都要颁布五四纪念“宣传大纲”、“宣传要点”或者“告青年书”等,还要在5月4日前后组织各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从而建构起自己的五四话语系统,并借以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树立政治权威。

[159] 参见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党“一大”宣言在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中,各部分的论述都有所涉及。如讲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时,“一大”宣言规定:“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方面“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22页。)孙中山在“一大”会议上讲到国民党人应“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计划彻底的革命”,并强调:“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又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这一意思也即浓缩为后来国民革命军所喊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党“一大”及“一大”宣言等文件为国民革命纲领做了初步的铺垫。2.国民革命的依靠力量、动力是农民和工人。“一大”宣言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此即其后合理浓缩的“扶助农工”口号内容。3.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北伐宣言、北上宣言中,均表述过“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294-298页。)4.国民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一大”宣言明确宣布:“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出路。”(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国民党本身则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

[71]《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⑨]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8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1页。

[76]《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29] 据《蒋介石年谱》载,《整理党务案》最初成形于1926年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成立联席会议一事,亦于此次建议书中提出。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558页。

[11]《两学生会之“五四”纪念会》,《民国日报》1924年5月5日,第10版;《全国学生会五四纪念会》,《申报》1924年5月5日,第4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政策”口号流行的同时,还有“五大政策”之说[107]。但它在当时的影响,远没有“三大政策”那样风靡。

[44]《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另见《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申报》1929年5月5日。

[129] 引自《从容共到清党》,第325-326页。

[3]关于1927年后国民党官方的五四纪念活动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美〕薇娜·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载《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欧阳军喜:《历史的与想象的:五四纪念的历史回顾》,见氏着《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杨涛:《民国时期的“五四”纪念活动》,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第6号;杨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序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论着对民国时期官方与民间的五四纪念活动均有一定的梳理,有的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五四纪念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

[43] 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48]笑鹜:《统一青年的革命思想》,《民国日报》,“五四特刊”,1929年5月4日,第4版。

[127]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9] 高尔松:《五四纪念的感想》,《民国日报》(本文所引《民国日报》均为上海版,以下不再注明),“五四”专刊,1925年5月4日。

[46] 如《大公报》1927年7月1日社评称:“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

[16]《南京之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南京五四纪念之热烈》,《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27]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74-178页。

其三、指责五四的反传统和学习西方。

[121]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56页。

[32]参见《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昨日各界举行五四纪念》(《民国日报》1928年5月5日,第1版第3张)、《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各界昨日举行学生运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30年5月5日,第4版第2张)、《昨日五四运动纪念》等报道。

从《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来看,其影响面显已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时《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71]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自称销数达5万份。[72]5万之数是否属实,尚待考证。至少此前的3万之数当属可信,因为这是内部报告的数字。当时《向导》的发行是有价销售,3万之数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73]《向导》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74]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

[23]《闽赣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6日,第2张。

其次,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先后发表过七次演说(包括开会词和闭会词)。[⑥]在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专门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做出解释,既批评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猛进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声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⑦]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针对两党关系所做的惟一一次演说,其意为消泯国民党内“老同志”对接纳共产党员所产生的疑虑。除此之外,孙即使在开会词和闭会词中亦未提及两党关系。

[29]《中大举行“五四”纪念会》,《中央日报》1930年5月5日。

本党同志现在应该明白何者为革命派,何者为反革命派。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派,我们应该联络。先总理要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势力方能增长,革命精神方能发展。但在同志有许多怀疑者,引起许多的纠纷。西山会议派对于本党自相倾轧,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力量,有人说联合后恐国民党将为共产党所消灭,为具有新知识脑筋清白者,决不出此无稽之谈。我们要知道,共产党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比国民党组织纪律严厉得多,对于革命有步趋、策略、方针、政纲,与其他团体不同。国民党除与共产党合作外,尚有何党何派可与之联合?现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党不仅不与共产党分离,且应日日团结,方能扩大力量,适合本党的政策。如放弃、排除,使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打击,而本党处领导民众地位,离开共产党,所受打击更大些。故现在可说共产党消灭本党,是自己恐惶,只要自己努力向前奋斗,依照政纲进行,不仅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且可为国民党辅助;如不努力奋斗,不联合共产党亦必终归于消灭。所以,对于共产党必不用其怀疑。且须知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民众向本党团结,革命方可成功;反是,则是自杀。此为本党应注意的最大问题,兄弟所以特提出来要请各位格外注意。[39]

[22]《五四运动纪念会》,《申报》1928年5月5日,第2张;《首都各界之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6日,第3张。

依照国共双方的上述解释,意味着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称“容共”或单独称“联共”,都难以完整表述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

总的看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国民党官方对五四精神中于己不利因素的批评,适应了国共分裂后它增强自身政治凝聚力,重新建构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斗争的基本态势,并奠定了此后国民党官方评价五四运动的基本思路。五四精神中这些“缺点”的存在,成为国民政府后来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

[31]《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86-587页。

[18]《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68] 《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第91-92页。

1929年,蒋介石在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与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宣称,中国目前“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所以,“革命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42] 受此导向,五四运动在被界定为受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国民党官方媒体都是从“反帝”、“学生爱国运动”、“民族自觉运动”等民族主义层面对五四运动的价值进行具体阐释。1927年,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指出,5月4日这一天是人民“反抗卖国政府的行动,是开学生爱国运动的新纪元”。淞沪警厅在告民众书中也强调,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促成民众与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等相奋斗的觉悟”。[43]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电令指出,“五三、五四、五九,均为国耻纪念日”[44]。1930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仍把五四运动界定为“乃是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遭军阀政治的胁迫,外交的丧权辱国,民生的痛苦困难,及思想进步的客观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民族自觉解放运动。”[45]五四运动的性质被圈定在民族主义的范围之内,无疑是相对于“共产革命”的阶级解放诉求的针对性表述。

[137]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61页。

《市教育局告全市学生书》上海特别市教育局1930《申报》5月4日

[92]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01页。

[15]《五月革命运动九次筹备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

[146]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84]刘芦隐:《中国青年与国民革命》,《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205——207页。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150]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151]。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152]

[30]《各地五四纪念》,《中央日报》1930年5月5日。《镇江五四纪念大会》,《申报》1930年5月5日。

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业,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之观念,渐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与此相对,“老”也就于无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词。以至于与“老”字相关的称谓,都难免暗含贬意。如西山会议派即指责中共将孙中山称为“老革命家”是别有用心,不怀善意。邹鲁指出:“犹记十三年冬,共产党在广东编平民学校教科书,称总理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说[没]想这‘老’字至今通移到我们国民党的党员来了,其消灭本党的阴谋,须一个一夕,却可于此见出”[58]。连“老革命家”也成了一个贬义词,可见当时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已完全掌控在青年一代之手。崇新与鄙老,几成为当时“新青年”流行的价值观。

国民党人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认为它“只是盲目的厌旧,盲目的趋新”,其结果是“不数年间,精神界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89]与此相一致,国民党人对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尤其是引进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也大加挞伐。1929年5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了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五四特刊”,其中有一篇文章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文章虽然认为五四运动在消极破坏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同时又指出,在积极建设方面,它“却完全失败了”。作者说:“不是‘耶酥爱我’,便是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二十世纪的簇新的哲学和科学,在中国何尝能够找到只言片字!‘自由恋爱’‘阶级斗争’在欧美都是很旧的学说,而且都已经长期的试验,到现在掉头而返者有之,‘如俄国之阶级斗争’;焦头烂额而无法补救者有之,‘如美国法国之自由恋爱’。但是五四后的中国,得之却如获至宝,行之唯恐不速,奉之唯恐不谨!”在这里,作者将五四所输入的各种西洋学术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欧美自由思想等均视作“很旧的学说”,“不是陈腐便是过火”。因此,他非常痛心地说:“这伟大的五四运动,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失败的运动,是走错了方向的民众运动,他所给予我们的,只是无限的失望,莫大的悲哀!”[90]

[40] 甘乃光:《我们现在对于一般革命分子的态度》,《广州民国日报》附刊《现代青年》(以下简称《现代青年》)第13期,1927年1月11日。

[14]《南京各界筹备五月纪念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2日。

[85] YT:《对于帝国主义的误解》,《新黎里报》第50期,1925年8月16日。陈独秀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亦谈到对帝国主义的望文生义的误解,见《向导周报》第149期,1926年4月13日。

[91]戴传贤:《青年的训练与组织》,《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99页。

[23] 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38-1239页。

《为纪念五四运动中宣部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0《中央日报》

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威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108]

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8《申报》

[119]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4、60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不到半个月,就面临着5月份各种节日纪念的问题。在南京,由“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东路及北路军政治部、公安局、劳工总会、商民协会等”共同发起“五一”、“五四”、“五五”、“五九”纪念筹备会,负责纪念活动的组织和经费筹集。[14]在上海,早在4月25日就成立了“五月革命运动纪念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东路军政治部、海军政治部、警厅政治部、市党部、学联会等11个团体组成,并由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淞沪警察厅负责各纪念活动的安全防卫。[15]南京、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就分别由两地的五月纪念筹备会具体负责。5月4日,南京市农工商兵学各界全体休业1天以参加五四纪念大会。下午1点,纪念大会在省立公共体育场举行,到会有7、8万人,蒋介石、胡汉民等均到会进行了演讲,会后“呼口号,整队出场,举行大规模之游行”。[16]当天下午2点,上海工商学各团体也在该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为方便学生参加纪念大会,防止学生通过租界时遇到阻碍,当局特派一列火车从北站运送学生到南站,[17]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则派飞机一架分发5万张标语以及关于五四纪念感言告民众书等[18]。据报道,这次纪念活动的参与者达20余万人[19]。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支持,这样的纪念方式和规模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一个口号从提出到“深入民众”,毕竟有一个过程。如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民众”就在很长时间内不大理解。“军阀”是一个从日本照搬过来的名词。中共在1926年5月的一次党内通告中还提醒其党员在宣传时不要太抽象,“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84]。据称当时“一般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常要闹笑话,常常要误解”。最常见的误解,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85]甚至于“打倒”之类词语,也要反复解释,“民众”才能理解。故陈独秀所称“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实际恐怕还只“深入”到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这一群体中。

1927-1930年间,为配合意识形态重建和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隆重热烈的纪念。但它对五四的态度又充满矛盾:它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巨大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链条上的一环,却又批评它没有三民主义指导;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的价值,同时也注意到其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五四“缺点”的被发掘,成为南京政府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后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

[157] 逸云:《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是谁〉以后》,《现代青年》第60期,1927年3月21日。

除了表中所列以官方名义发布的指示文件,还有许多以非官方名义发布、但明显得到官方“指导”的五四纪念指导性文件,如1928年,上海特别市学生联合会在4月25日开会讨论了“各校听课一天”等五四纪念办法,并于5月4日发布了《学联会五四纪念告同学书》[13]。另外,纪念大会都要请一些政府要员进行演讲,如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的戴季陶和曾任副部长的何应钦,曾任宣传部部长的叶楚伧和曾任副部长的刘芦隐等,都曾被邀请作过纪念五四的专题演讲。他们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官方发言,实际上也可视为指示性的演讲。

[124] 《中央扩大会议关于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1986年版,第306页。

[45]《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45-46页。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27]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128]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129]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130]

[73]记者:《纪念“五四”》社论,《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第2张第2版。

尽管两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无明显分歧,但由于“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含义本身存有两重性,国共在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上实际各有侧重。在国民党一方,最初只强调接纳个体的“共产分子”。而中共则反复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关系。中共最初虽未明说这种“合作”是一种对等合作,但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之意则甚明显。

国民党反对学生干预政治,最根本的考虑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怕学生被共产党利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民党自掌握中央政权后,由于“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75],所以试图把现实中的学生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点国民党中央说得也很明白,“帮助政府进行对外交涉,或是在政府的预定计划中做政府的后盾,或是遵照中国国民党的决议进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是革命的民众应该有的举动,不能与前项直接行动相提并论”。[76]蒋介石也曾明确说,青年们“最实际的革命的方法,是要尊重革命的秩序,修养专门的知识”。[77]所谓“尊重革命的秩序”,很明显就是指要服从和遵守国民党的现有统治秩序。

[2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1-122页。

[68]中央训练部:《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之根本精神》,《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32页。

[13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715页。

[64]《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中央日报》社论,1931年5月4日,第3版。

[36]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628页。

[36]中央训练部:《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之根本精神》,《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第131页。

[114] 《代邮》,《现代青年》第6S期,1927年3月23日。

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国民党官方把它明确界定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39]。1930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指出:五四运动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力争国家主权,力谋中国民族之平等自由等方面,与民族主义“是极其吻合的”;在纠正与督责政府,表现民众的民治要求等方面,与民权主义“是极其相符的”;在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提倡国货,要求振兴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与民生主义“亦是不谋而合的”。[40]由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宣传部发布的《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也指出,五四运动就是“以非常的手段直接起来求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41]

[37] 居正编:《清党实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93-297、484-485页。

[74]《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9页。

[141] 有成:《正告少数‘无所谓’的党员》,《现代青年》1927年1月4日第7期。

[90]金志骞:《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影响》,《民国日报》“五四特刊”, 1929年5月4日。另见光明:《五四运动之评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30年5月4日。这两篇文章可能是同一作者,因其大部分语句和基本内容相同。

[101] 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4页。

由以上可知,从1927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的纪念,其积极的态度和重视的程度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且,纪念活动的参与者除了学生,还扩大到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和各级党部以及工、商、兵等各界,其规模在民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高峰。

[145] 蒋介石:《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2月21日),见《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136页。

如前所述,国民党人在纪念五四时,为了让青年学习五四的“经验”,也即是只有“以三民主义为依皈”才可“保存其革命的精神”,[78]所以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他们常常把它界定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然而,当总结五四的“教训”时,为了让青年接受“教训”,从此走上“正确”的道路,他们又指责五四运动缺乏三民主义思想指导。1927年,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在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指出:五四的结果“虽不能算十分的失败,也可说是不十分的胜利”,“考其失败原因,不外乎当时学生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有主义的政党领袖来做指导”。[79]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刊布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也充满遗憾地指责五四运动没有三民主义作指导,反被共产党和其它政派利用,认为那时“本党的组织还没有完成,民众还没有得到统一的指挥”,“被共产党发见了这是大可利用的,每年在五四纪念中,羼身进去鼓煽,将一个整个的民众运动,分离隔裂,变成了阶级斗争”,使学生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失了安宁与统一的状态”,同时国家主义者、研究系等也“乱流而进,闹得学生界四分五裂,这是‘五四’以后最不幸的现象”。[80]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宣传说:“从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人民!尤其是学生!虽然起了参加政治运动的自觉心,但是因为没有坚定的信仰,精密的组织,与严密的纪律,往往受人利用,作人工具,走到反社会反民族利益的路上而不自知”。[81]何应钦在五四纪念演讲中也说,“学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中心思想,这是五四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总理的着作虽有若干出版,但尚未普及,而且在军阀势力之下,国家主义思想是军阀所欢迎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党远在俄国,是军阀所不注意的。所以只有总理的着作才是军阀所欲极端取缔的,同时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也是军阀所惮忌的”,因此,五四运动失掉了“党的领导”和“主义的中心信仰”[82]。1930年,江苏省党部发布的《告革命青年书》说:“五四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虽然留下了不少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那时本党的组织尚未完密,当时一般青年未能建树中心的共信与正确的领导,事实上自然会受人利用,趋向不革命和反民族利益上去而不自知。尤其是共产党乘机进展,对于要求革命出路的青年,多方加以煽惑,以致抱一片爱国热忱的革命青年,遂彷徨歧途,无所适从,而减了革命的力量。”[83]

实际上,那时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们所要唤起的民众的接受能力。如1926年4月中共中央特印发了一本名为《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要求每个党员必读。在这本小册子中,中央鉴于过去宣传口号提得过高,未能深入群众,提醒今后的宣传要顾及群众心理,适合群众要求,“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62]。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自以为比“糊涂”的群众要“聪明”,显然自我感觉良好。[63]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向导》记者在答复“冬原”时亦承认:“不用说卖钱,不用说《向导》式的文字,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的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即来听亦难使他们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文〔又〕是一回事”。“《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尝能看懂呢?难道马克思也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著作《资本论》给他们看吗?不过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本报读者来信亦常有提及之者。”[64]

《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9《中央周报》

[32] 《蒋介石自称为最高机关之首席,共产党横暴已极,将累及国民党》,原载《顺天时报》,引自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2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86]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1301——1302页。

[13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383-384页。

[66]《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中央日报》社论,1931年5月4日,第3版。

[113]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63页。

[100]《青年节日期正在会商中 五四不举行纪念》,《中央日报》1942年4月29日,第3版。

一、 从“容共”到“联共”: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

[88]孙中山辞世后,国民党内各派对三民主义的理论阐述向多个方向进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戴季陶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所阐发的三民主义,它着重强调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道统之间的联系,并成为南京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参见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212页。)

[72] 《新青年》第5号封底广告,1926年7月25日。

[1]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页。

[91] 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周报》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从1927年至1930年,每年5月4日到来之前,国民党官方都要发布关于五四纪念的指示性文件。据笔者对《中央日报》、《中央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4份报刊的不完全统计,这4年中,仅国民党中央、江苏省党部、南京和上海两个特别市刊发的关于纪念五四的指示性文件就有10多种。见下表:

[69] 宫孟:《我们所应该走的路》,1926年12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

[61]《学联会纪念五四之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3日,第10版。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文化中,儒家学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和占支配地位的价值系统,而且它与中国历代专制主义制度密切勾联在一起,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勇敢喊出“打孔家店”、“反对吃人礼教”的口号。孙中山标揭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持否定的态度,力主采取西方的现代政体,但却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眷恋不舍,自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晚年在《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更是坚持其昌明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保守立场。诚如周策纵所言:“孙中山在逝世前基于政治原因曾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但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从未完全赞同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87]

当中共由“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却感到国共关系在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这虽是国民党人的一种内在危机意识,但仍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远非一种静态的“容共”关系,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是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竞争、较量的结果。

《为五四纪念告民众书》淞沪警厅政治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

[金沙城中心,74]《向导周报》第179期封三广告,1926年10月25日。

[56]《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7]《广大举行五四纪念大会纪》,《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7日,第7版。

但事实上,中共基于其阶级基础的自我优越感及其自恃与世界革命的直接联系,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甚为明显。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一再强调其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绝不是整个的共产党来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的,并且不是共产党每个党员都加入,所加入的不过是一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外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有自己的一切机关,有自己的政纲与策略。”[19]

二、五四“缺点”的被发掘

[42] 见邓泽如藏《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首卷,1927年广州述志公司影印本。引自《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第1373页。

[79]《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38]《五四运动纪念·市宣部发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

[21]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529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三民主义作了“儒家化”的阐释,片面强调其文化承继的一面,在意识形态上要树立以戴季陶所提倡的从孔子到孙中山的“道统”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88]为了恢复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乱了的思想文化秩序,重建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国民党不惜向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寻求思想资源。这种文化建设思路反映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上,就是对其反传统和学习西方文化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其所持理由不仅在于认为五四反传统造成了中国固有道德的沦丧,使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更主要的是认为它引进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

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国共党员纠纷问题。瞿秋白和鲍罗廷亦与会。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务在“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上海中共中央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马上致电广州鲍罗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20]陈独秀认为,孙中山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中了孙中山的圈套。[21]显然中共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若承认国民党下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正是上海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的原因。

[39]《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47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的“名分”。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37]在当时西山会议派的认知中,《整理党务案》亦是国民党由“容共”向“联共”转变的标志。

对于五四运动发生的思想动因,国民党人强调,五四运动是由国民党长期宣传三民主义所促成的:“此实因本党主义之宣传,革命之进展,使青年学生日益觉悟,有以致之”[36],“是本党数十年来植于社会中革命思想所促成的救民救国的运动”[37]。他们认为,北平学生“因受了本党主义的濡染,当巴黎和会时,我国山东问题,因北政府之懦弱无能,交涉失败,乃于斯日示威游行,以警告北政府并电世界各国主持公道”,这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于以演成”[38]。

[53]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6-47页。

首先,五四是如何被纳入国民党的“革命”历史谱系中呢?

《向导》式的文字与中共的话语强势

[6]《五四运动纪念会并志》,《申报》1925年5月5日,第4张。

[③]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对于五四运动的成效,国民党也紧紧围绕着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进行宣传,指出,“近年来,民族运动的进展,国民革命的扩大,皆是‘五四’运动的赏赐”。[46]1929年,《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强调,“五四运动乃全国青年之自觉运动,……自此以后,全国人民,乃本着三民主义的精神,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点”;五四运动前,中国的革命只限于少数人的奋斗,“自经受本党主义政策影响的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全国民众都知道,现代中国危局,除中华民族自觉,一致努力扫除革命障碍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其他挽救办法,由是而举国一致,渐趋于本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的路上,共同努力。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二点。”[47]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五四特刊”认为,“‘五四’的价值,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完成,而是在层层困迫的势力上,筑下了国民革命的雏型”。[48]1930年,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宣传部发布的《告青年书》从五四运动的影响方面诠释了它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五四运动之影响到国际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族主义的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政治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权主义之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经济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生主义之实现。”[49]在1919年学生示威游行中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的罗家伦,在做五四10周年演讲时,对他亲历的这场运动也作出了符合国民革命需要的解释,他说:“五四运动的结果,因酝酿而促成国民革命,当时参加运动的人,都尽是国民党员,即或不是,亦大多数同情于总理的主义,没有不愿和国民党合作的。”[50]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98]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站在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当时只有白话文运动略有所成,其它皆“完全失败”:“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陷于无形消灭危险!”(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见杜呈祥编:《蒋主席对青年问题之指示》,青年出版社1945年版,第95页)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氏又说,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使那些主张新文化的人士在学习西洋文化时“在不知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他认为所引入的西方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着卷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5——46页)

民国2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的反日运动中,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唱主角的乃是进步党,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43]1923年7月《前锋》杂志创刊号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44]这颇能代表五四新青年对改组前国民党的观感。国民党的旧旗帜,显然已对五四一代新青年失去吸引力。

[24] 《五四运动纪念会》,《申报》1928年5月5日,第2张。

不少研究者考证,北伐时期耳熟口顺的“三大政策”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而是中共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概括后提出的一个口号。实际上,这个时期许多风靡的口号均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如“国民革命”这个名词虽早在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就出现过,但此后的16年间不见再使用[81],直到1922年陈独秀重新赋予它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此后,“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亦为国民党人采用,很快成为一个全国普遍的口号。[82]

[52]《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106] 格孚:《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现代青年》第7S期,1927年4月8日。

一、五四纪念盛况和对五四意义的阐释

[⑥] 七次演说分别是:1月20日上午开会词;1月20日下午演述中国的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1月20日下午关于组织国民政府之说明;1月21日下午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月23日下午对于宣言旨趣之说明;1月25日上午关于列宁逝世之演说;1月30日下午闭会词。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4-79页。

[50]《悲壮激昂之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中央日报》1929年5月5日。

名为面向“平民”,实则“对非平民说”,恐怕是这个时期中共宣传刊物的共同特征。《向导》式的文字无疑适合那群趋新崇洋而又急进化的“非平民”的知识青年的胃口。中共精英担心,《向导》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让普通工人和农民看懂,又恐失去这群知识青年读者。“顾此则失彼”即此之谓也。

[12]《五四运动纪念会并志》,《申报》1925年5月5日,第4张。

本文主要考察了1924年国民党一大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前国共党际关系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共两党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共从决定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日起,即称两党关系是“合作”关系,强调中共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并力图与国民党相颉颃,抵制孙中山欲置共产党于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意图。其后,中共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与国民党抗衡的意识亦日趋明显。在对两党关系的表述上,逐渐以“联共”取代了“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

[62]《两学生会之“五四”纪念会·汪精卫演讲》,《民国日报》1924年5月5日,第10版。

[⑧] 此点从当时国民党一再对“赤化”辟谣可以见之。

[5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15] 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党人比较强调其党的国际色彩,如1924年9月《向导》第83期刊陈独秀《我们的回答》一文称:“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

[65]记者:《纪念“五四”》,《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123]。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124]。“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125]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126]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94]参见严海建:《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4]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10页。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复杂的运动[1]。其复杂性使五四运动具有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和价值资源,五四的意义也随着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不断被“发现”并层累叠加。一部五四运动诠释史,实际上主要是不同的认识主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从现实出发与历史的对话,他们在认同或批判过去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各自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对五四的纪念和意义阐释,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1927至1930年间,为稳固政权,配合意识形态重建和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隆重而热烈的纪念。目前学术界对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评说和纪念已有不少研究,但多侧重于早期的国民党人,尤其集中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2]对国民党执掌中央政权后的五四纪念和五四话语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但很不充分,且仅注意到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1940年代国民党官方对五四纪念的禁忌[3],却很少注意到国民党在执政初期对五四纪念是极为重视的,同时,它对五四的评价既有肯定,更有猛烈的指责和批评。有鉴于此,本文就国民党南京建政之初的五四纪念活动及其所建构的五四话语的主要内容作一具体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国民党官方组织的五四纪念自1931年后由盛转衰的原因。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97]中共所造的“怪名词”具有“符魇”之力,亦可见其影响和声威之大。实际上,在此之前,蒋介石自己亦曾受中共话语影响而分“左”“右”,如1925年12月25日蒋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指责西山会议派“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去,立于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如精卫同志向左向右之说为不当,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之分为当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责人也。”[98]正是这位认为“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者,一年之后亦开始“怨他人分别左右”了。

[97]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28页。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共在信中大致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两党合作政策早已确定,两党联盟也早已成为事实;二是《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的决议,与中共无涉,亦即否认该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对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一事,中共在信中没有明确表示可否。[33]而谭平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则对联席会议持相当肯定态度,认为组织联席会议对中国革命非常重要,“这不仅从消极方面来说,可以消除两党之间的冲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还能同国民党一起制定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此外,这次联合全会使共产党在权利上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共产党能够争取到合法地位。”[34]显然中共中央亦注意到了《整理党务案》的另一面。王若飞后来认定这就是“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35]。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亦认为,《整理党务案》的提出,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从此变为了“联共”政策。[36]

[27]《各地纪念五四运动》,《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

[112]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80页。

综上所述,国民党南京建政初期,曾对五四运动有过热烈的纪念,借仪式化的历史纪念活动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但是,它对五四的态度又是十分复杂和充满矛盾的。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的统一,需要的是稳定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一方面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巨大的政治动员的思想资源来动员青年,增强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一方面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链条上的一环,却又批评它没有三民主义指导。另外,国民党官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使传统文化重新获得了至上的权威,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所掀起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但同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带来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其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这些矛盾,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意义的选择性建构。五四对新生的中央政权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五四纪念高潮之昙花一现。

[70] 这个时期“新青年”的急进化,从他们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态度上亦表现出来,如1927年1月24日《现代青年》第23期所刊《胡适之的高明谦让》一文,开篇即称“落伍的胡适之!”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对鲁迅的推崇,如同刊1927年1月27日第26期专门为当时鲁迅的广州之行发了一期专刊,刊首语称:“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鲁迅先生应中大之聘,已于日前由厦门跑到我们赤色的广州来了!这个消息传到一般青年的耳鼓里,想没有一个不竭诚地表示热烈的欢迎的罢!”有意思的是,当鲁迅到广州后,觉得当时外省人传说中可奇可怕的赤色之都广州,仍然很旧,未见有多少新气象。可见鲁迅之急进更有过之。

[33]《五四运动纪念市宣部发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

但中共在意识形态宣导和组织运作方面的成功,并未能保证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终胜利。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蒋介石亦得出,国共之间只能拚武力,不能拚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160]他甚至断言,若“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161]。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以上这些指示性文件,内容一般都要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阐述五四运动的意义,并对纪念方法、纪念主题、标语口号等作出具体规定。根据这些规定,1927年至1930年每年五四运动周年之际,以南京、上海为中心,在南京政权掌控的各地区都要举行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

[⑩]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5页。

[42]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民国日报》1929年5月4日。另见《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之区别》,收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84——588页。

[144] 引自〈美〉詹姆斯·R·汤森等著,顾速等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另,蔡和森1926年4月在远东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党员人数为1.2万人,其中90%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229-230页)。如此高的比例,似与中共中央关于“非必要时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不相一致。可能的解释,一是蔡和森收集数据时,中共中央的决议执行时间不长,而且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据蔡观察,上海等地在中央作出决议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比例在下降;另一种可能是,不少“新同志”是从国民党中吸收而来,他们加入中共后,没有脱离国民党籍。

国民党人首先批评五四运动给学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他们指出,五四以后,“各地学生多以奔走钻营为荣耀,置课本图书馆于不顾,更造成了历年来种种不良的学风”,[65] “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习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趋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当之学业则不遑计及”[66]。他们告诫青年学生:“读书不忘革命,是当代学生所应有的信条”,然而,如果“徒有革命的意向而无实际的学问技能以济之,是不能成为有效力的革命者”的。[67]由此,他们指出,过去的学生运动,是参加国民革命,学业暂时荒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政府混乱已达极点,教育亦因之日益窳败,青年学生,欲求良好教育安心读书之机会,非参加本党所领导之国民革命,推倒北洋军阀政府,澄清政治不为功”。但是,在北伐完成,国民党由在野而执政后,“此不能不盱衡训政时期之需要。对于学生团体移转其努力方向而改善其工作者”。[68]

晚清以来,先后历经“中西之争”,“新旧之争”以及“革命”与“改良”之争,到20年代,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与“革命”相对峙的已不再是“改良”,而是“反革命”。由于“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故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势力之上,即意味着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到“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95]显然蒋已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即可置对方为“反革命”。从此以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反革命,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从晚清的“革命”与“改良”,到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其间不难窥视出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流变。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语汇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96]

[28]《京市各界“五四”纪念会》,《中央日报》1930年5月5日。

[108] 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5页。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对五四纪念的关注有所加强,但主要集中于宣传五四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到抗战中期,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空泛肯定五四爱国意义的同时,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98]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则将五四遗产接收下来,作为其宏大历史叙述的重要节点。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延安将五四定为“青年节”。毛泽东将五四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阶段的起点,并提出作为“先锋队”的青年,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99]1939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提议把5月4日作为“青年节”,此后也曾按“青年节”开展了一些纪念活动,但国民党中央于1942年却突然指示:5月4日“非法定纪念日,更非青年节”,“本年应不举行纪念会”。[100]可以说,国民党人几乎是主动地摈弃了五四资源。从最初几年大张旗鼓地纪念演变到在五四问题上的深怀戒备,前后的反差,也说明了国民党选择性整合五四政治资源的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五四纪念可谓透视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

[25] 1924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对国民党员颁发一训令。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载,该训令名为《中国国民党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第330、343页)。又查国民党党史会所编《革命文献》,该训令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革命文献》第16辑,台北,1957年版,第2773-2776页)。再查最早发表该训令的《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其标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训令标题和正文中均无“容纳共产分子”或类似提法。可知《从容共到清党》及《革命文献》两书均对原标题作了修改;另或两书根据国民党党史会档案所藏训令原件,而原件无标题,收录时作者和编者自拟标题。此处暂存疑待考。

[51]《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三、 从“容共”到“容国”:国共组织运作及权势易位

[78]《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0年5月4日,第4版。

[2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年版,第889页。

[20]《首都各界之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6日。

当然,孙中山轻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并未影响他对年青有为的中共分子个人的重用。如他解释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这一要职时,就明确表示他看重谭“有能力和有才智”[12]。可以说,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赋予部分中共党员以相当职务和权力时,更多的是看重中共党员个人的才干,而非出于两党之间职位和其它政治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量。

[72]参见叶嘉炽:《民族主义与革命:192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的本质与原因》,载张玉法主编:《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181页。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21]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122]

除了五四本身的“缺点”之外,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及其内外政策的转变也是它后来不再组织大规模五四纪念活动的原因,具体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南京建政后,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政治上由军政进入训政,“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从而由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参与的动员型革命政党蜕变为一个以政治控制为主的执政党”[93]。1932年初蒋介石复出后,国民党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态势日益明显。第二,从1928年初至1930年初,国民党从制度层面调整了国民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指导方针,通过改组青年学生组织以加强控制,企图抑制、防范和禁止青年参加社会政治运动。[94]第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甚至进行示威运动,遏制学潮以稳定政局成为此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第四,国民党在思想文化上日趋保守,特别是到1934年后,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为主旨的新生活运动兴起。[95]基于以上种种,五四精神明显与国民党的社会政治导向和文化战略相抵牾,遭受国民党人之冷遇自不待言。五四的历史在国民党人记忆中也逐渐被“淡化”甚至“遗忘”。1935年5月,胡适曾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96]。当年,陈端志在其着作《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中也曾慨叹五四被人“遗忘”了:“现在许多历史中几乎把五四的名称都遗忘了,当年五四的精神,到现在不过是十六个年头,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忆起来。”[97]

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依照这一革命程序,国共关系成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即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中共这类富有前瞻性的革命话语十分迎合当时一些急进“新青年”的胃口。

1929年是五四运动10周年,南京官方组织了多个五四纪念大会。5月4日上午,胡汉民召集全体职员,举行五四纪念会,参加者约500余人。同时,南京各学校五四纪念讲演会在中央大学体育馆召开,戴季陶、罗家伦、桂崇基等国民党政要和教育界名流也参加并发表了演说。下午,市党部召集各界代表在第一公园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到会者有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各级党部代表100多人。5日上午,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两处全体职员,又于该府大礼堂召开了五四纪念会。[25]5月4日,根据上海特别市党部通令,各学校均停课两小时,举行演讲会。此外,大夏大学于晚上举行了纪念会,上海商业中学派学生分队在闸北区张贴市党部颁发的标语。其他如警备司令部、五师司令部、海军政训处、市政府、县属各界、沪宁和沪杭甬两铁路党部等,也都分别召开了较大规模的五四纪念大会。[26]当天,北平、济南、汉口、芜湖等地也都举行了规模不一的纪念会。[27]

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的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该决议案内提到:“然因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24]这是国民党官方文件中较早有关“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提法。[25]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

借纪念五四表达对民众的现实期待,这恐怕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官方举办五四纪念活动最为关心的问题。国民党人号召:纪念五四,一定要“集合于青天白日旗之下,受国民党的领导,三民主义的训练”[51];“要在实地上去做功夫,才不负我们纪念‘五四’的意义”[52]。所以,每年的五四纪念都要与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斗争联系和交织在一起,比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由于宁汉尚未合流,所以宁方五四纪念会议的口号有:“实行党化教育”;“打倒卖国贼徐谦、邓演达”;“打倒破坏国民党的共产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打倒共产党”[53]等,把纪念活动与反对国民党左派及中共结合起来。1928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制定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说:“五四运动是过去了,而奉鲁军阀却做了安福系的替身,杨宇霆张学良等,庖代了曹章陆等,天天在那里卖国,日本帝国主义也变本加厉,出兵山东,为奉鲁残余军阀撑脚。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工友,你们应该怎样继续五四的精神,帮助国民政府,扑灭奉鲁残余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54]其内容明显服务于正在进行的北伐奉系张作霖等军阀的需要。5月3日,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次日的五四纪念大会就充满了反日气氛,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民众训练委员会发布告上海青年书,号召“进取心最勇敢的青年,对于日帝国主义者当然要有极壮烈的表示”[55]。再如,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是围绕着声讨当时各派反蒋势力的需要来开展纪念活动的,它指出,纪念五四,必须“奋起五四铲除国贼民蟊的革命精神”,现在“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的叛变,并且勾结了帝国主义者而大借外债以作军费,其祸国殃民的罪恶,比较曹章陆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反革命集团如共产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派,我们不但不能受他迷惑”,“更要奋起五四革命精神,设法肃清”。[56]可见,国民政府对五四意义的阐释,不仅建立在以三民主义信仰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基础上,同时也是建构在排斥与打击中共等异己政治势力的基础上的。五四纪念活动的主旨都是借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号召民众尤其是青年加入“国民革命”,进而为打击政敌阐述思想基础。

[66]《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第413页。

《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1930《中央日报》5月4日

[12] 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南京国民政府 五四运动 纪念 三民主义

[93] 引自蒋介石:《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1925年12月25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86页。

[6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15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0-101页。

[85]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9、879、1245、1210页。

[80] 如陈独秀在1924年1月至1927年4月间,共计发表文章438篇。这一数字是据198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编》统计而成,既是“选编”,实际发表的尚不止此数。

《纪念五四运动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0《申报》5月4日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158]

[49]《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0年5月4日,第4版。

[158]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五四纪念高潮,本是政治性的操弄。在其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的过程中,五四本身包含的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对统制性意识形态的反抗,构成了对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的威胁。因此,五四的这些“缺点”在五四纪念中渐渐被发掘,并遭到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

[125]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94号—民校工作及应注意各点(1926年12月5日)》,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6-1927)》,1986年版,第90-92页。

[80]《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142]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143]

[54]《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5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0-591、625、741页。

[8]《昨日本埠之五四纪念》,《申报》1926年5月5日,第4张。

[130] 陈独秀:《我们的回答》,《向导周报》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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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1-92页。

[17]《上海学联会筹备五四纪念》,《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第2版第3张;《上海学生联合会通告第六》,《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53]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姿态。而这种姿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8《中央日报》

[82] 1922年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2期发表的《造国论》中提出“国民革命”口号,代替先前所提的“民主革命”口号。

[26]《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昨日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申报》,1929年5月5日。

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当时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两不搭界。启蒙者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臆想中的被启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启蒙者浑然不觉。当时《向导》并非免费赠阅,每份定价6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60]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革命者在宣传其革命理论时,是否考虑过其宣传对象的接受能力呢?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军阀”等洋名词了。[61]

[34] 上海《民国日报》于1932年2月停刊。

[⑦]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1-22页。

[55]《今日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4日。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4页。

《为五四纪念告全国学生书》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训练部1928《中央日报》

[147] 国民党一大期间中共与会代表召开党团会议的记录,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53-454页。

[81]《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9页。

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大革命时期亦将其注意力开始投向工人和农民阶层。不过,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刊登一封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明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其次,批判由五四运动激起的“游行”、“集会”等“直接行动”的政治参与方式。国民党中央认为,欧战以来,就“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社会斗争之一事”。未成年的青年学子“身体精神之发育未完全,基本之智识经验未具备”,如果把国家社会之大事,“放任于未成年者之自由行动”,则“不特将民族可爱可宝之未来生命付之无代价之牺牲,亦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也”。[69]他们告诫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呼呼口号”,这些方法“当时虽然曾收相当的效果,但这终是消极的做法,而不是积极的努力”。[70]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参与政治呢?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发布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说得很清楚:“五四运动是民众对外交事件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在军阀专政时期,真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是现在却不能用而且也用不着了”,现在国民政府秉承由孙中山厘定的“平等待我”的外交方针与外国交涉,“决计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民众的直接行动实在用不着”,即使有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也应本着爱护政府这点初心,以忠告善道的态度”,用“监督或提醒的方式”,如果“还要玩那军阀时代的老把戏,那时共产党又可利用民众做他的猫脚爪来捣乱北伐后方了。所以民众的直接行动现在实在不能用”[71]。他们还强调,其实“帝国主义者并不害怕我们的游行、演讲、或集会,他们害怕的是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以及在政治变革上有一强有力的领导中心”[72]。因此,国民党官方号召青年学生,“正当的路”是“从马路上跑回课堂里,从政治舞台退到实验室中去”[73],“于求学之余,应努力于轻而易举的社会事业,尤其应努力于读书运动,举办民众学校,既足以供社会的需要,亦足以供求学时之实验,全国青年,亟应在纪念五四的时候开始向此方向加倍努力!”[74]

[156] 甘乃光:《我们现在对于一般革命分子的态度》,《现代青年》第13期,1927年1月11日。

对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五四纪念无疑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曾言:“我们对于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对于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在他看来,“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如果说有什么社会记忆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纪念仪式上找到它”。[35]国民党官方正是要借助于五四纪念,重新塑造“五四”这一文化符号,把五四纳入自己的“革命”历史谱系中,从而塑造自身与五四的历史关联,以服务于当下的“革命”秩序。

[77] 丽婉女士:《告国民党青年》;朱节山:《对现代青年的要求》,分别见《现代青年》第19期、第25期(1927年1月18日、1月26日)。

[10] 朱凯:《我对于“五一”“五四”纪念日后的感想》,《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

[143]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44页。

其二、批评五四运动没有三民主义指引以致被中共利用。

[62]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02页。

[46]《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59] 冬原:《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向导周报》第166期,“读者之声”,1926年8月6日。

[59] 胡汉民:《青年对于社会的责任》,《民国日报》1920年3月2日。

[136]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522页。

国民党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在五四时期曾对五四运动的发生感到欢欣鼓舞,运动爆发后半年,他感叹道:1919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因为这年发生了“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他对这次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大的纪念,比起辛亥年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具有同等价值。[85]然而,在五四运动10周年纪念演讲中,他虽然仍肯定五四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革命运动,但是又转而猛烈攻击这一运动把青年引向了共产主义道路:“这十年来,五四运动影响到社会各方面的情形怎样,是好呢?还是坏呢,我们只要把这十年中的教育上思想上社会上的情形,加以观察,就可以知道,而最明显的一件事实,就是言论界出版界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思想,根本上陷于一个大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只有求新的意思,而没有确定的方针,只知道在压迫之下求解放,而不知道在社会之上做建设。”其结果是“生出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和信仰,走向那自以为不错的错路”。戴氏明确地说,这个“错路”就是“偏激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这是五四运动“很大的失败”。[86]

[41]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19]《二十余万人纪念五四》,《民国日报》1927年5月5日。

事实上,《向导》亦明白它所宣扬的革命理论不可能直接为工人和农民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冬原”指责《向导》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而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亦不无道理。依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即属于小资产阶级。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的作用,正是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两者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其时共产国际鉴于中共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组织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和小册子。[67]

《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江苏省党部1930《民国日报》5月4日

[50] 《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8页。

[69]《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139] 《清党实录》,第436页。

1930年5月4日,南京市党部在该部大礼堂举行了五四纪念会,到会者有各学校、各机关团体代表100多人。[28]中央大学也在该校体育馆举行了五四纪念会,有400多人参加。[29]在上海,虽然下雨,但各学校、机关、团体代表800多人,仍然在蓬莱大戏院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纪念大会。当天,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如济南、镇江等也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其中镇江的五四纪念大会在体育场举行,有5000多人参加,陈如垣、张道藩、叶楚伧等国民党要人参加并发表了演说。[30]

[134]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332-333页。

[9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国共关系建立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国共两党形式上尚无大的分歧。如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13]依李之意,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个世界的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隐含着几分自得。其时国共两党都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类的认知[14],作为国际组织支部的中共,似无形中感觉比国内政党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15]。中共的这种“国际性”,当时也为国民党人所认同。如汪精卫在李大钊声明后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16]在汪之意,中共既为国际团体,不必顾虑中共会在国内与国民党争衡。据汪精卫追述,早在1922年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曾向孙中山声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孙中山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7]孙视中共党员为第三国际党员,亦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

[41]《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0年5月4日,第4版。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东前政治部告全国革命民众》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

[39] 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报告政治党务情形》,原载1926年8月26-30日长沙《大公报》,引自《蒋介石言论集》第3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164页。

《为“五四”纪念告上海青年》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临时民训委会1928《中央日报》

[60] 1921年张謇在《通告城区父老昨日一日之观念》中谈到,南通剧场实行对号入座,座位号为阿拉伯数字,结果多数市民不识,张謇遂觉不当,并慨言曰:“盖社会未受普通教育者多,识阿拉伯文数目者不过百之二三,知中国文之为右上右行,外国文之为左上左行者更减。”见《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467页。

可以看出,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中,人工嫁接了五四运动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试图利用五四来建构其国民革命的合法性历史序列,强调五四运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继辛亥革命后第二个时期的国民革命。

[26]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页。

《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0《中央周报》4月21日

[142]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0页。

[31]《南京五四纪念之热烈》,《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第1版第2张。

[16]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53页。

[4] 1919年10月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这里为叙述方便,将中国国民党成立前的革命党组织泛称为“国民党”。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整理党务案》提出前,曾多次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妥协条件”[31]。故《整理党务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鲍蒋妥协的产物。蒋在1927年2月的一次演说中,曾声称“两党合作之议,最初发于本人之主张”,即指他所提《整理党务案》。[32]

1927年前,国民党是积极号召学生起来从事“革命救国”的政党之一。在五四运动发生后3个月,国民党人主办的刊物《建设》就极力赞扬学生“直接行动”的精神:“这种运动,真是本于各人良心上之直接行动,……‘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人民做‘人’做‘平民’的第一遭,也是‘中华民国’名实相近的第一遭。”[57]基于学生行使自己的国民权力的考虑,国民党人对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主张学生应以求学为主,求学才是救国根本之途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凡国民之所当为者,学生无不当为”。[58]如果禁止他们做爱国运动,“便无异剥夺了他们的国民资格”![59]国民党人还批评说,教育界有一派人把学问看作是死东西,“以为学问是须在讲堂上课本上学习的”,他们哪里晓得五四学生运动“正自增长修养能力的大机会,于‘学问’大有长进”。[60]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人仍然借助于赞赏五四运动中学生参与政治的精神,鼓励学生们“做国民革命的急先锋”,“做工农群众的指导者”。[61]1924年,汪精卫批评“学生只应求学”的说法,认为“此殊不足信”,“须知曹陆章何尝非读书人,读书而不知救国,何贵之有?”[62]可见,在1927年前国民党未取得政权时,是极力主张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

一般认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在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各自对于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实际上是存有差异的。

南京国民政府在五四纪念中,也曾大力赞扬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称赞它“开了五千年来破天荒学生救国运动的新纪元”[63];“谓为吾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之一创端,不为过也”[64]。但学生干政,终为国民政府所不喜,其指责的重点主要是荒废学业和学生参与政治的方式。

又如这个时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亦是中共最早提出的。陈独秀曾对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过程做过说明:

“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及其风靡一时,是这个时期中共话语威力的又一最佳例证。“三大政策”概念在1926年10月前后正式定型,随后迅速传播,到1927年春夏间即已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有文这样描述其风靡的情形:“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来了!有些人拍出通电来表示赤诚拥护三大政策;有些人严辞质问别一个人是不是始终如一的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惟有三大政策。”[106]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国民党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148] 张继等三监察委员弹劾共产党文,引自《从容共到清党》,第303-304页。

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如果将“容共”解释为“容纳共产分子”,“联共”解释为“联合共产党”的话,那么,“容共”与“联共”正好表述了这个时期国共关系的一体两面。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地表述这个时期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及其动态演变过程。但也因为这种两重性的存在,国共两党在认知和表述上各有侧重,国民党强调“容共”的一面,而中共强调“联共”的一面。这自然是两党争夺领导权的反映。

[35]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向导》记者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65]除《向导》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66]。

左派与右派之分,最初只是急进与稳健,或急进与保守之分,但在中共意识形态宣导下,左比右好,宁左勿右[90],逐渐演变为这个时期一种强势的社会认知。蔡和森谈到,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青年党员群趋左倾,人人争当左派。“许多国民党青年党员不仅以右派为耻,而且听着中派这个名词亦很不高兴。”[91]1926年8月,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亦提到:“一些国民党左派比共产党人更左”,在一段时间里,汪精卫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问题。[92]汪精卫当时有一句名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93]影响所及,连后来陈公博成立改组派时,亦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而不愿别人称他们为“改组派”[94]。

[61] 如1927年1月4日《现代青年》第7期“答问”中,有读者来信询问“什么是狄克推多制?苏维埃的意义是什么?”来信读者是一名法律专科学校学生。可见即使当时的知识青年,也不全明了那些洋名词的含意。

[75]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国民党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153]。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154],以至于使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155]其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甘乃光亦认为,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156]。

[④]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176页。

中共除以自己旗帜宣传其意识形态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如中共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宣传纲要中,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109]说明孙中山的那句“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名言,并不为中共党人所欢迎。据当时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110]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中提到:“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111]此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中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112]据此,大约此前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是中共“消极不谈三民主义”的产物;而此后“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则又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中共显然不认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五权宪法和“空洞抽象的的三民主义”。

[107] 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就多次出现“五大政策”的提法:1927年1月20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编《假期学生党务工作须知》中,列有18条“现时认为最应向民众宣传之问题”,其中第3条,即为“中国国民党五大政策”;3月22日曾盛镇《怎样做一个国民党党员》一文中提到:“党员要明白国民革命,为目前唯一出路;三民主义,是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正确理论;了解总理五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开国民会议,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保证国民革命成功的根本政策”;3月26日张冠英《由读遗嘱看书籍呼口号说到CY》一文中提到:“在现在经济落后沦于次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我们要知道最适合国情和客观需要的主义政策,除却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及五大政策而外,恐亦再好没有了”;4月4日蕴真《主义与政策》一文中提到:“在眼前民生主义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个方法,尚有联俄,联共,农工,除废[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国民会议五大政策”。以上四处中,有两处提到了“五大政策”的具体内容,即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了开国民会议和取消不平等条约两项。另外两处未列出具体内容,似乎“五大政策”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无须详解一样。《现代青年》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言论阵地。作者多为国民党左派青年。“五大政策”是否为他们所原创,尚待进一步考证。

[88] 仁静:《暴动》,《中国青年》第111期,1926年1月23日。

四、结

国民党一大何以未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⑧];亦或此事早经孙中山定夺于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实,大会只在化解国民党内反对意见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孙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⑨]

[115] 逸云:《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是谁〉以后》,《现代青年》第60期,1927年3月21日。

[33]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17-219页。

[154] 如西山会议派称:“从前本党容许共产党的加入,是使共产党党员附合于本党,然而他们加入以后,竟演成了反从为主的形势,转像本党附合于共产党似的”(《清党实录》第420页);又如1927年4月7日《时事新报》发表一篇署名为“中国国民党员杨耀唐”的文章,内称:“我昨日读了两党领袖的宣言,总觉得以共产党是主,国民党是客”(《读了国共两党领袖宣言后的怀疑及提议并勉励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一致努力奋斗》)

要之,从“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颇能反映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思想舆论的主导。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中慨叹:“现在本党有许多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党部开会,连三民主义提也不敢提起,简直视三民主义为不足道的东西,这还成什么党员!”[113]蒋在此段话中实际表述了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敢提,一种是不屑提。蒋虽未指称这两种态度是受中共的影响,而其言外之意则甚显明。尤其是“不敢提”,显是指受外力的制约。蒋的话有多少事实根据,尚待考察。据《现代青年》的资料反映,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隐然已有言论不自由之感。他们感到“只有C.Y.说话,没有国民党员说话的空气”[114];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批评国民党,而没有人说他是“反国”;而国民党员若批评共产党,则“一定要受‘反共’或‘右派’的大罪名”,“为甚么我党党员又不能这样批评监督共产党呢?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15]

[140]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94] 1930年8月4日《申报》有一篇题为《陈公博自认非改组派》的新闻报道:“陈公博云,吾与汪等系左派,不是改组派,市上所贴反对改组派标语,不是骂吾等云。”

另一方面,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化。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体”的情况下,面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联共”一词。文中涉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8处用“联共”表述,1处用“容纳共产派”表述,1处用“党内合作”表述。[27]此后,“联共”一词逐渐在中共人物的言论中频繁使用。与此同时,“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渐形成。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不断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国民党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其时,有国民党人慨叹:“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57]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上有文这样写道:

[76] 如1925年4月团广州地委报告中谈到:《向导》“107期晚寄到广州,明朝广州《民国日报》关于中山死之评论,竟出一样口气”。《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第412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1-22页。

[160] 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1929年2月1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73页。

[71]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36页。

[83] 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132]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133]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134],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135]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136]。

[48] 详见王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大革命时期另一对著名的词语“左派”“右派”和“左倾”“右倾”,亦是由中共从共产国际引进后,才风靡一时的。当时《东方杂志》有文说:“现代的世界,闹的乱纷纷的,不都是为了左右之争吗?各国国会中都有左党和右党;各政团中都有左派和右派;便是批判个人的思想行为,比较保守的,便算是右倾,比较急进的,便又说是左倾了。差不多现代一切的思想冲突,政治冲突,都不外是一种‘左右之争’。”[86]在中共的宣导下,“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很快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词。当时西山会议派即指出,即使反对共产党者,亦不知不觉中使用共产党制造的“左倾”、“右倾”等“怪名词”。[87]甚至国民党右派的民治主义同志会也攻击共产党“右倾”、“卑劣”。[88]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以后,一些地方实力派仍争相表白自己“不右倾,不腐化”[89]。将“右倾”与“卑劣”、“腐化”并列,亦可见当时人们对“右倾”的认知。

[118] 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引自《从容共到清党》,第399-400页。

除了尚左贬右外,“无”比“资”好,亦成为这个时期一种主流认知。依照中共的革命理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影响所及,当时趋于急进的“新青年”纷纷以无产阶级自居。当时有舆论指出:“现在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动不动受了经济压迫,便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所以要起来革命。其实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他还没有认识清楚……凡是没有钱用的,都自称是无产阶级。”[99]更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人亦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100]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大概与五四以后中国各派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有关[101]。当中共将国民党重新定性为“各阶级合作的党”时,国民党人便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但也有的国民党左派青年仍欲与共产党争着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在国民革命期间,本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迨国民革命成功,进而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达到大同的时候,本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102]还有的声称:“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103]“无产阶级”成为抢手货,虽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平民意识不无关联,而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当是更直接的因素。

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政党竞相争夺的对象。五四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正游离出一大群“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中小知识青年。他们自然也成为国共两党都想吸纳的政治资源。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批中小知识青年。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146]。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147]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148]。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149]

[17]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国民党一大没有象中共三大那样通过一个关于两党关系的专门性决议。李云汉认为,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的标志,是1月28日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有关“容共”问题即包括在这一案中。[④]查该案讨论“容共”问题的原委,起因于代表方瑞麟的临时提议,要求在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针对方瑞麟的主张,中共代表李大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主义,并遵守其党章。经过多位代表的激烈辩论,大会最后表决,多数代表赞成“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明文规定于章程”[⑤]。李云汉认为,这一表决,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遂告确定”。实际上,提案中并未对两党关系的相关原则做出正面、直接和具体明确的规定。

[111]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51页。

[73]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书局,第50页。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向导》式的文字并无新奇之处,然在当时人看来,《向导》中充满了时髦和洋化的语言词汇,象“实际”、“封建”之类的词语,在“冬原”眼中即很新鲜。据当时担任《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68]但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给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信中写道:“惭愧!象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今朝才认识我所应该走的路――重新登记加入国民革命……我有时虽在读小说、诗歌、文艺一类书之外,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69]《向导》和《中国青年》的文字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做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化程度。[70]

[116]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38] 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24-625页。

两党联席会议显然与1924年8月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所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不同。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国民党中政会下属的一个国民党党内机构,而两党联席会议则是两党对等的党际联络机构。这意味着国民党正式以联席会议的形式确立了两党对等的合作关系。

[30]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712-716页。

李云汉认为,“当时的国民心理一致倾向国民党,共产党的旗帜不足以号召群众”[45]。这一认知显然与当时的“国民心理”不尽相符。当时固不存在举国“一致”的“国民心理”,而国共两党的旗帜,谁更有号召力,关键要看是对什么样的“群众”和“国民”。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所传闻的共产党,也许囿于“共产公妻”的浮面印象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46]而对那时尊西崇新的知识青年而言,则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罗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即发现“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47]。这当然仍是相对部分人群而言。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和表征,即以信奉主义为归趋,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48]。当时有社会舆论指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49]此类言论虽不无夸张,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分别就国共关系做出专门性的决议相比,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政策的过程带有某种消极性和模糊性。国民党一大宣言既未提及两党关系,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舆论宣传,亦著力宣示其党务革新的意义,对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几乎没有正面提及。

[44] 《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523-526页。

[102] 沙白:《呼喊的回声》,《现代青年》第44期,1927年3月1日。

正因如此,当国民党一大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大肆宣扬国民党已“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不够进步。当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对。在当时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50]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信中所持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即是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51]。当时共产党潜在的社会信仰群体主要是五四知识青年。如以代际来划分,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52]“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社会的信仰。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66年初版,1973年和1987年两次影印再版)一书可视为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李著认为,中共利用国民党“容共”“从中牟利,窃夺党权”,若非蒋中正断然武力清党,则国民党早已于此时被消灭。大陆学者的问题意识集中于探讨大革命的领导权,传统观点强调中共是大革命的领导者,较近的看法则倾向于中共没有掌握大革命的领导权。大陆相关研究论著不胜枚举,此处主要列举如下3篇:张太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权”考析》,《党史文汇》1993年第5期;陶用舒《论大革命时期的领导者》,《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6卷第5期;刘国华《关于“党内合作”形式的哲学思考》,《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对国共关系的表述实际即是“联共”。兹引述如下:

事实上,国民党方面最早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这其间实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中共最初在国民党内的斗争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54]

[54]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3-448页。

[128] 如1924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内称:“现在新党员一时实不见增加,其原因大概是: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03-204页。

[161]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开会词(1928月2月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页。

[65]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印:《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1986年版,第412页。

首先,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一开始即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1923年1月12日)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②]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③]观此可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将国共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并郑重其事地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

[155] 周应湘:《复CY的一封信》,《现代青年》第77期,1927年4月14日。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2年春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是中共若不与国民党合作,则宣传的前景将十分暗淡。[75]后来的事实表明,马林的推测并不正确。事实上,国共合作后,中共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仍保持自己独立的旗帜。恰恰在这一方面,中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相比之下,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却自叹不如。改组后的国民党虽拥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甚至《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亦有时照搬《向导》上的言论。[76]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77]一位国民党青年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78]在国民党方面竟没有一个刊物可以与《向导》相抗衡。当时连西山会议派亦慨叹“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79]

[51]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页。

[45] 《从容共到清党》,第455页。

[97] 蒋介石:《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1927年5月16日《时事新报》;引自《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258页。

[90] 中共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张国焘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即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斯内夫利特笔记》,《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68页)。1926年元旦中共广东区委在《对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宣言》中亦声称:“左倾政策即最革命的政策,即最合乎革命运动要求的政策”(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13] 《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57] 《从容共到清党》,第381页。

[126]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51页。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137]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138]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139]。一些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140]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141]

[78] 格孚:《一封信》,《现代青年》第69期,1927年4月4日。

[123]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91-292页。

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提法的。其后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才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联共”一词,据笔者有限的查阅,最早见于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间所做的一次题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内称:“在开会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26]“联共”被称作一种主义,当是瞿秋白个人所独创。

[135]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68-469、487页。

(原文刊发于《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118]。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提出“联共”的前后,国民党亦开始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

[15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103] 赞育:《孙文主义的进步性》,《现代青年》第57期,1927年3月17日。

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59]

[153] 详见王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大约到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的提法亦开始在国民党报刊上频繁出现。有时“联共”与“容共”交相使用,不分彼此,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4月8日刊载一篇文章,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植农工》,正文首句为:“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植农工)来了!”标题中为“容共”,正文中为“联共”,“容共”与“联共”似乎通用。又《现代青年》第73期《编者的话》提到,不少读者来信质问和请求解释“容共”与“联共”的区别。亦说明当时“容共”与“联共”两种提法之并存。其时,被中共指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对“联共”与“容共”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共产党分子内存在着两种成份,一种是纯粹共产党,一种是跨党的共产党。国民党既“联络共产党纯粹分子”,又“容纳共产党跨党分子”。[40]

[58] 海滨:《〈向导〉中的“反赤”“赤”》,《清党实录》,第431页。

[64] 《向导周报》第166期,“读者之声”,1926年8月6日。

“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⑩]在这种心态下,国共关系未被孙中山列为国民党改组大会中的重要议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孙中山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11]所谓两党“合作”,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

[104]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1927年4月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页。

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和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掌控,使国民党基层青年党员大批左倾化,乃至国民党在清党反共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仍未能彻底消泯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数年间,南京中央对地方党部的控制能力甚为薄弱,不少地方党部和党员时常与蒋介石主导下的南京中央相颉颃。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改组派之所以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拥有广泛的党员群众基础,亦是这种流风余韵的结果。南京中央之所以要对“三大”代表加以指派而不愿由地方党部选举产生,担心无法控扼地方党部的行为自是其一大考量。[159]其时众多地方党部和大批左派国民党青年聚集在改组派的旗帜下公然向南京中央权威挑战。这并非陈公博或汪精卫比蒋介石更具领袖魅力,只是改组派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迎合了广大基层左派国民党青年的胃口。

[63] 这尚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初始阶段。此后,渐渐地觉得在“群众”面前自惭形秽,愧为启蒙之师,进而跟在“群众”的后面跑,乃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再到后来,知识分子变成必须接受“群众”“再教育”的对象,乃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第三阶段。此三步曲大致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主客易位的过程。

[18]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59-462页。

[105] 竟成:《吴敬恒先生呈文观》,《清党实录》,第488页。

[87] 居正编:《清党实录》,第499页。

自《整理党务案》提出后,蒋介石在多数场合都将国共关系表述为两党“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蒋在复张继书中写道:“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38]诸如此类的表述,与中共所称的“联共”实无歧异。

[131]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年9月1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第85页。

在表述上,国共双方开始并没有使用“容共”、“联共”之类的提法。据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最早所见“容共”的提法是孙中山于1924年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22]。但据黄彦考证,孙中山的这一通告原稿本无标题(据称原稿现藏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1924年3月2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发表时,题为《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194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主编《总理史迹稿》时,才将标题改为《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黄彦称,在所有的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国民党文件中,都看不到有“容共”的提法。[23]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党员人数不过400多人,而当时国民党党员号称20万。尽管如此,当时中共党人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他们坚信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意识。在那时中共“新青年”的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曾几何时,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精英亦曾是一批急进青年。如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书中即称:“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42]无奈时代变换的步伐实在太快,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当年视别人为“老朽顽锢”的“少年勇进之辈”,又很快被比他们更年青更急进的五四少年视为“老朽”。

[99] 健行:《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现代青年》第3期,1926年12月29日。

[20]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页。

[81] 金冲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11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另,郭恒钰认为,当时共产国际把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关系不说是“两党合作”,而称之为“统一战线”,进而认为1923-1927年的国共关系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而是“国共统一战线”(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2-6页)。郭的这一说法显与史实不尽相符。

[100] 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分别见《向导周报》第71期、第190期(1924年6月18日、1927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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