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搜索:

古代历史

当前位置:金沙城中心 > 古代历史 > TA求救的信号,痛点尚未消

TA求救的信号,痛点尚未消

来源:http://www.irgrl.com 作者:金沙城中心 时间:2019-12-10 06:15

“我真的很害怕,觉得他会把我打死。”说起几天前丈夫的那顿暴打,赵小月仍一脸惊恐。

“到了派出所,他还想打我。我已经被打怕了,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今年4月2日,周女士来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痛斥丈夫杨某毒打自己。 不到24小时,一张“禁止被申请人杨某殴打、威胁申请人周某,禁止被申请人杨某骚扰、跟踪申请人周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随即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如何签发?签发后,如何确保执行? 作为全国首批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岳麓区法院在2016年成立了湖南省首家未成年人和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启了家事审判特别程序的全新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签发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 于是,如暗涌般存在着的家庭暴力,被一纸法律文书掀起了阵阵波澜。 聚焦反家暴领域法律空白,苦心孤诣,先试先行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其中,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日,岳麓区法院发出了湖南省首份单独立案、全国首份由妇联组织代为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早在2008年,岳麓区法院在签发湖南省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就规范概括出了该条款的内容。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在当年获评“湖南省十大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 然而,在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的背后,却需要勇于探求、敢于创新的法治理念。 2008年下半年,罗女士以不堪忍受自己在夫家长期做“保姆”并遭受家暴为由,第二次到法院起诉离婚,并向法院递交了伤情照片、医院诊断记录以及派出所接警记录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然而,罗女士的丈夫陈某并不承认其对罗女士有殴打行为。从普通证据规则看,无法直接证明陈某是施暴人。 此时,案件的处理遇到了瓶颈。 “当时,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如何签发、适用,仍处于摸索阶段。”该院未成年人和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刘群当年组织合议庭对案情、证据进行了全面分析、比对,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遭受了家庭暴力,另一种则是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本案中,罗女士的情况属于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最终,合议庭决定适用优势证据规则,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岳麓区法院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那以后,该院又发出诸如全国第一份以男性为保护对象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湖南首起针对同一申请人的两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等,至今已发出了66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设置家暴隔离带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应该如何维护受害者权益,震慑施暴者呢? 遭丈夫肖某及其父亲家暴多年的黄某,在2016年3月8日收到了岳麓区法院裁定的两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湖南首起针对同一申请人发出两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2005年,黄某和肖某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2008年起,肖某开始对黄某实施家庭暴力,之后愈演愈烈。 黄某同事帮忙报警后,派出所开具伤情鉴定函,黄某被鉴定为轻微伤。随后,她向长沙市妇联出具了派出所询问笔录、伤情鉴定函、受伤图片、证人证言等证据,并告诉工作人员,自己还曾被肖某的父亲实施家暴。 “按照黄某所述情况,肖某之所以实施家暴行为,很大部分原因归结于肖某的父亲对黄某实施过家庭暴力的影响。”综合分析黄某遭家暴的情况,长沙市妇联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向岳麓区法院提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将肖某及其父亲一并列为被申请人。 针对同一申请人,一次性发出两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会激怒两个被申请人呢?在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当天,公安、法院、妇联等反家暴核心力量伺机待发。 “一纸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能完全解除现实威胁。”刘群表示,除了在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时,会抄送一份给属地派出所、社区以及妇联以外,对于潜在的暴力抗法,法院还会与各部门会商,共同协调处置危机案件。“经过多次磨合,反家暴协同工作机制已经逐步建立。” “家暴干预主体多元化、干预职能全面化、各部门相互衔接配套化的多机构合作干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虽然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岳麓区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曹祥认为,这仍是今后重要的研讨方向。 对家暴家庭开展随访,巩固保护令签发效果 “我会被他打死。”卷起袖子,杜某的手臂上露出了被缝过的狰狞伤口,“他打起人来,拳头、巴掌,一个接一个往我身上揍。”说起一次次被丈夫李某暴打,杜某在法官面前如惊弓之鸟。 很快,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到了李某手上。为了保证保护令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岳麓区法院联系了妇联,要求对案件进行跟踪调查。 “自从有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他再也没有打过我。”不久,杜某和李某携手来到法院,要求撤销人身安全保护令。 相较于之前的见面,杜某冷静了很多,也多出了一抹笑容。“在这场婚姻中,我也有过错,不该一遇到事情就大吵大闹。”杜某告诉法官,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以后,妇联的义工三天两头上门给他们做工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双方在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可以制止施暴者,却无法修复破碎的情感。”事后,刘群总结,鉴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周期性特征,每发出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及时回访,“不仅应回访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后的效果、加害人有无违反等内容,还需要对受害人心灵进行抚慰。必要时,我们会与妇联接洽,要求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干预。” “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时,我们一般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长沙市妇联权益部部长陈香亦表示,只要有破镜重圆的希望,妇联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当然,如果性质特别恶劣,我们也不会一味劝和。必要时,我们还会给受害人提供庇护场所。”

新华社长沙11月24日电第一次见肖虹的情形,律师尹兰英永远忘不了。

鼻梁青紫,眼眶淤青,垂在额前的几缕头发,遮住了未愈的伤疤。那次挨打,还让赵小月断了两根肋骨。

眼前的女人头发凌乱、右眼青肿、嘴唇上翻、胸背多处淤青……这些是被醉酒的丈夫殴打的伤。

“他打起人来,就像失控的恶魔,拳头、巴掌,一个接一个。”比起身体的伤,更难消除的是内心的恐惧与煎熬,尽管湖南省妇联的工作人员和社工一直陪伴着,但赵小月仍如惊弓之鸟。

结婚15年,这并不是肖虹第一次挨打。2016年,忍无可忍的她敲开了长沙市妇联的门,见到了法援律师尹兰英。

“结婚5年,挨打90多次。”先是忍耐,然后躲避,而终究逃无可逃。赵小月这回横下心来,要做个了断。

报警备案、鉴定伤情、拍照留证、公安机关出具并送达告诫书、妇联代她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一系列程序如飞针走线,迅速织就一张安全网,裹住了无助的她。

给赵小月撑腰的,是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对法律并不是太懂,但赵小月知道了,“老公打老婆,这事国家也管。”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生效施行。

不过,赵小月也心存疑虑:公权力的介入,真能让自己脱离苦海?这么多年下来,赵小月找过妇联、报过警、申请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来自丈夫的暴力并未终止。

同一天,湖南省首份单独立案、全国首份由妇联组织代为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随后,送达肖虹丈夫手中。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法》涉及的部门单位,也有同样的疑虑。法律从无到有,再到真正落地,可能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尺度的把握、权责的衡量、机制的理顺,并非一蹴而就。

两年半后,在今年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前夕,尹兰英拨通了肖虹的电话。

其实,早在20年前,湖南省妇联就联合省公安厅、省高院等部门,开始了让公权力干预家暴的探索。多年的经验积累,携法律之威慑,赵小月的新生活正渐行渐近。

“肖大姐,最近好吗?”

沉默已打破

“尹律师,我家可‘变天’了。他再没动过手,日子好多了!”

“关起门来打老婆,你们警察也管?”

2014年,最高法曾公布数据:中国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近10%的故意杀人案涉及家庭暴力。

头一次婚姻,赵小月被打急了,以死相逼,才跟丈夫离了婚。

还有更多的人,仍跋涉在路上。

谁承想,跳出苦海,转眼又掉进“火坑”。8年前,经朋友介绍,赵小月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时间不长,因为一件小事,丈夫就施以拳脚。此后,家暴成为常态,赵小月总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你无法想象,我被打过多少次,才下决心求救”

一开始是忍受。家门内的暴力,往往被当作难以启齿的丑事,哪能让外人知道。实在受不了,便选择报警。但即便出警,警察往往也无计可施。

“你无法想象,我被打过多少次,才下决心求救。你也想不到,我求救了多少次,才终于有了回音。”李露回忆。

“过去出警,我们也就是调解一下,说白了就是吓一吓,劝和不劝分。那时候基层普遍是这种想法,再说也没有适用的法律手段。”长沙市天心区暮云派出所民警陶品,曾多次出警处理家暴。

2001年,19岁的李露认识了初恋张强。恋爱、结婚、生子,在长达十余年的亲密关系里,张强无数次对她恶语相加、拳脚相向。

“家是社会最隐秘的单元。”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长欧阳艳文坦言,由于事实认定有难度,受暴人举证意识弱,警察接警后一般只是当场制止家暴行为。“只要没构成重伤,就认为是自诉性质的虐待罪,取证意识不强,忽视对案件的调查。”

“老婆就是打了才听话!”张强“热衷”于当众殴打妻子,李露换了十几份工作,离家出走好几次,却总被丈夫哄骗、恐吓、甚至以家人性命要挟回家。

随着社会、文化、法治环境的变迁,家庭暴力渐成公共议题。曾经的沉默,逐渐被打破。《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更是唤醒了沉默的大多数。

悲剧循环往复,暴力愈发升级。李露说,“他就像个地雷,随时会爆炸。”

每次想起自己的经历,刘芳都会失声痛哭。她被打了19年,忍了19年。这些年的生活,周而复始,如同一个怪圈:丈夫打骂—道歉—和好—再打骂—再道歉—再和好。

直到一天夜里,张强再次拳打脚踢,然后一把推开年幼的儿子,用电动车的链子锁锁住了伤痕累累的妻子。

2016年,在又一次遭受丈夫毒打后,刘芳报警。湖南省妇联工作人员和社工赶到派出所,给予刘芳必要的帮助。

李露戴着链子锁跑出家门求助。直到第二天,才有民警用电锯锯开了锁链。

“打老婆也犯法?”被民警叫到派出所,刘芳的丈夫有点蒙。

起初,李露不愿告诉任何人,总觉得“没有脸面”。

“当然犯法,还是严重的违法犯罪。”

忍不住向家人说了,可“家人也都怕他,没有主意”。

“头一回知道这个事算违法,再也不敢打了。”接过告诫书,刘芳的丈夫当场腿就软了,当着岳父、小舅子、社区书记和律师的面,写下了一份保证书。

此后,李露向村委、居委会反映,得到的回应是“我们很同情你,可这是家务事,不好干涉。”

“我们是‘三堂会审’,百般‘刁难’,让他长长记性。”说起当时的场景,法律援助律师万薇忍不住笑起来,“告诫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它的真正作用,在于留下案底,作为起诉离婚案件中法院认定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成为悬在施暴者头顶的一把利剑。”

再后来,单位同事几次替她报警,警察来了现场,做了笔录,劝了几句就走了,“连把他带去派出所问话都没有”。

在湖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综合指导支队支队长曹国鹏眼里,家庭暴力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警察接警时不能以家庭纠纷为由推诿。首先要控制现场,固定证据,送受暴者到医院做伤情鉴定。要告知施暴者,家暴是违法犯罪;对于多次家暴的施暴者,要从重处罚。”

那时的李露,觉得自己像个满身伤痕的水手,和一匹恶狼被困在同一艘风雨飘摇的船上,四周是暗夜里黑沉沉的大海。

早在2009年5月,湖南省就在全省基层派出所所长轮训班中纳入反家暴内容。2013年4月9日,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公安机关办理家暴案件的工作原则、职责和流程。《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后两个月,湖南省公安厅、省高院、省妇联联合下发《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并推动公安机关将家暴案件处理纳入工作考核。

她一边与恶狼搏斗,一边不停地发出求救信号。

有了法律依托,警察和受暴者的意识都在觉醒。

可远处那些亮起了灯火的船,一艘艘驶离。

在宁乡县白马桥派出所,涉及家暴的报警量明显增加。

“从那天起,我就觉得,有人为我撑腰了”

“和以往长期遭受家暴才报警不同,很多受暴者首次挨打就选择报警。”副所长易桂红说,“并不是家暴发生量有了多大改变,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

链子锁被锯开后不久,李露逃了。

2016年,作为试点的长沙市观沙岭派出所共发出35份告诫书。随后的回访证明,绝大多数告诫书都起到了震慑作用,家暴复发频率明显降低。副所长邬军赞的体会是,“尽早干预,家暴很可能就会被控制在萌芽状态。”

她躲得远远的。整整三年,一直在等待从这段婚姻中安全脱身的机会。

不过,公安机关的介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赵小月丈夫的施暴行为,并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

一直关注着《反家暴法》相关信息的她,等来了2016年3月1日。“从那天起,我就觉得,有人为我撑腰了。他是违法的,一想到这里,我腰杆就直了。”

“遇到那些吸毒、有前科或有精神心理问题的施暴者,告诫书作用有限。”湖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副总队长夏葛桉表示,告诫书只适用于轻微家暴,对严重情况要追究刑事责任。“治安处罚也不能完全囊括家庭暴力,除了肢体暴力,经济控制、精神暴力、性暴力等情况还较难认定。”

也是在那一天,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和家事综合审判庭庭长刘群,为家暴受害人肖虹,签署了湖南首份单独立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暴力被阻隔

曾多次参与《反家暴法》立法研讨的刘群无比振奋:“反家暴,发出了国家的声音。”

“人身安全保护令重在预防,变事后处罚为事前保护”

2017年,在妇联工作人员邹美红的引荐下,李露找到了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妇女维权合议庭的法官童广峰。“他跟我说‘你不要怕,我们一定为你主持正义’。”李露清晰记得,童广峰拍了拍她的肩,“我第一次觉得找到了安全感。”

“他威胁我,如果我敢跟他离婚就让我家破人亡。”赵小月晃了晃手机,上面是她丈夫发来的短信。

《反家暴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赵小月摇了摇头,眼神有些迷茫。她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常年处在家暴环境,逆来顺受。

童广峰签发了李露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决定让自己的助理带上四名高大威武的法警,将保护令送达张强。

因为怕,赵小月一直不敢离婚。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当天,湖南省妇联的工作人员代其向长沙市芙蓉区法院提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这张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6个月。

令人意想不到,传说中如恶魔般凶神恶煞的丈夫“乖得像猫一样”,在保护令上签字时手都在抖。“政法机关只要勇于亮剑,很多施暴者不堪一击。”

同告诫制度相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更加完善。除了可以禁止施暴者进行家暴或威胁将实施家暴,禁止施暴者骚扰、跟踪、接触对方,还可以要求施暴者搬离他们的共同住所。这一切都在向施暴者传递这样的信号:殴打家庭成员是一种严重罪行。

2017年,李露顺利离婚。她给天心区人民法院送来锦旗,流着泪向法官们鞠躬说谢谢,“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善待过。”

“很多家暴行为,因为第一次没有被及时制止,甚至让施暴人觉得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所以出现恶性循环。”湖南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邱梦丹认为,对于家暴,首先应是预防,然后是制止,最后才是处理。“人身安全保护令重在预防,不一定要在家暴发生之后,只要有面临危险的可能,都可以申请,让事后处罚变为事前保护。”

童广峰在那一刻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有的受害人忍受家暴几十年,求救却没有人站出来。现在,国家机关给你撑腰,不要任何回报。”

虽然只是几字之差,背后却是根本性的理念转变。作为家庭暴力的一道“阻隔墙”,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保护受暴者免受更大伤害,从而降低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否则,当受暴者的忍耐超过一定限度,家暴很可能会演变成以暴制暴,酿成惨剧。

“求助的人,有没有得到应得的回应?”

“家暴的危害性极大,转为刑事案件的可能性非常大。”湖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宇先说,在过去自己负责审理的刑事案件里,80%的妻子杀夫案件中,都存在家暴问题。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有关离婚纠纷的专题报告显示,2016、2017两年间,在超过250万件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有14.86%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其中有91.43%是男性对女性施暴。

对此,长沙市岳麓区法院家事庭庭长刘群也深有体会,她为此写过不少文章。很多人问刘群:“你是家暴的施暴者?还是受暴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感触?”2007年之前,刘群办过不少离婚案件,但对家暴并没有深入了解,也没有专门思考。后来因为一个研究课题,刘群去了一趟女子监狱,从此与反家暴结下不解之缘。

这个数据远非全部。不是所有的家暴受害人都会诉诸离婚。许多人选择沉默、忍让、躲藏。

女子监狱的不少犯人曾是家暴的受害者,最终因为以暴制暴获罪。刘群很痛心,“受了家暴,为什么不去寻找帮助?”得到的答案,令刘群汗颜,“她们说,找家人、找村里、找相关部门,都没什么用,告状无门。”

“难道没有人在第一次遭受家暴时求助过吗?”

回来之后,刘群开始了解、关注家暴问题。她还记得,签发第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受暴者丈夫的第一句话是:“这个法院也管?”事后的回访显示,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以后,90%以上的人不敢违反,“盖了法院的红章子,效果就是不一样。”

“求助的人,有没有得到应得的回应?”

《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之前,刘群就曾依据《民事诉讼法》,在自己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中签发过27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如果有人申请,法院却不表态,危害会更大。所以除了特殊的情况,我们是来一个发一个。”

“受害人不敢求助,难道只是家庭问题吗?”

2016年3月1日至今,长沙市法院系统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近60份。但是,外界也有疑惑和担心,比如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施暴者会受到什么惩罚?如果人身安全保护令不管用,司法的权威又怎么体现?

……

按照《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

多年来,湖南省反家暴危机干预中心法援律师万薇,帮助过多位家暴受害人。在11月接受采访时,她发出一连串疑问。

在实践层面,问题同样存在。

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曾透露,在我国,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湖南警察学院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长欧阳艳文,被业界称为“中国警察反家暴第一人”。十年间,他围绕同一个主题、面向基层干警,做了上百场讲座,足迹遍布20余省。

对22岁的周楠而言,“父亲”两个字是从小到大的噩梦。要钱,跟踪,到单位吵闹……来自父亲的人身控制,长年累月,让她痛苦不堪。去年7月,在一次争吵中,父亲打伤了她的眼角。一个月后,永州市冷水滩区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周楠父亲搬离周楠住所,不准接近周楠的工作生活区域。

讲座第一句话总是相同:“家暴,不是家务事。”

“但我们没法24小时派人跟着受暴者,最终还是根据案情,想方设法做她父亲的思想工作。一纸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能完全解除现实威胁。”永州市中院民四庭副庭长李飞的言语中也有无奈。

在湖南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彭迪看来,许多受害人要经历无数思想斗争,克服重重威胁与顾虑,才发出求救信号。

“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构成什么罪,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刘群说,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如果没有专门的罪名,即便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很难真正采取惩处措施。

而她们得到的回应,可能远远低于期望。

接力在继续

这正是彭迪、刘群、童广峰、欧阳艳文、万薇、尹兰英、邹美红等越来越多人义无反顾、不求回报地迈入反家暴战场的原因——为了不让受害人“求救无门”。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你首先要勇敢求助,才能救自己。”李露说。

“说了多少次要按安全计划来,怎么又被老公找到了?”

“不要责备受害人没有勇气。勇敢之后,道路依旧漫长,需要多方援手。”彭迪说。

接到赵小月的哭诉电话,谢拥明一声叹息。已是夜里12点,她第一时间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先去医院看伤,第二天一早再到派出所报案。

TA求助的信号,你收到了吗?

谢拥明的身份,是湖南省鑫晨社工中心主任。对赵小月的情况,她可谓了如指掌。一年多之前,谢拥明就开始介入赵小月的案子。此后,赵小月突然“失联”,再见面已是半年之后,带着一身的伤,再次前来寻求帮助。

“我们尊重受暴者的个人意愿。”对赵小月的不辞而别,谢拥明并没有埋怨和责怪,“家暴中的受暴人,往往有着无比复杂和纠结的心理状况,出现反复很正常。”

这是谢拥明进入家暴干预社工行列的第三个年头。2015年2月,依托全国妇联中澳合作家庭暴力危机干预试点项目,湖南省妇联开始探索家暴个案的专业化服务模式,挂牌成立湖南省家暴危机干预中心,并从鑫晨社工中心购买服务。

“家暴危机干预效果如何,最终要看个案服务的质量。”长沙市妇联主席文方认为,家暴个案的跟进和服务,单靠政府部门来做,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解决《反家庭暴力法》‘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在鑫晨社工中心,每一位前来求助的受暴者,都可免费获得包括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在内的系列专业服务。短短两年时间,社工中心先后提供咨询3000多次,跟踪服务70多个个案。谢拥明和其他社工一道,搭建起一处受暴者自救的“安全岛”。

万薇几乎与谢拥明同时加入家暴干预队伍,被称为谢拥明的“金牌搭档”。她在鑫晨社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为受暴者提供法律方面的专业指导。2015年11月底,万薇介入长沙一起恶性家暴案件,并为受暴者同时申请了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双重保险”,开全国之先,备受关注。

《反家庭暴力法》在湖南的每一次突破性实践,几乎都能看到社工介入的身影。《反家庭暴力法》给了他们制止家暴的利器,他们也在为推动法律“最后一公里”的落地而积极探索。

更多的时候,社工的角色就像服务对象家庭中的一员。不论是对受暴者,抑或是施暴者,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耐心和尊重,只为慢慢打开一处处心结,帮助服务对象真正走出暴力阴影。

酒桌上,谢拥明斟满两大杯白酒。“我先干了!敬你。”

这是一场特殊的酒局,为的是“征服”一位施暴者。施暴者最得意的是自己的酒量,常在酒后打人。在摸准施暴者的心理后,谢拥明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煞一煞他的威风。

一大杯白酒下肚,对方眼光依然轻蔑。没想到,对面的这位小个子妇女,片刻间又不动声色地干了一大杯。

酩酊大醉的是施暴者,他最终被谢拥明和同事扶回家。在这之前,谢拥明已提前通知受暴者找个地方暂避,并为施暴者也做了安全预案。

“第二天早上打电话,他还晕着,一直跟我说,昨晚怎么回来的都不知道,以后再也不喝酒、不打老婆了。”回忆当时的情景,谢拥明忍不住笑。其实,谢拥明的酒量并不大,那两杯白酒已是她的极限,“打的是心理战,我就是瞅准了,施暴者一是看不起女人,二是喝不得急酒。现在夫妻俩好着呢,还经常到我们这儿来参加活动。”

对于社工来说,帮助受暴者远离暴力,按理说就可以结案。但现实并不如此,后续的跟踪服务,往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让许多受暴者对社工产生了依赖。

拿出手机,谢拥明向我们展示起一张张照片。那是社工们与曾经服务对象的合影。每一张笑脸背后,或许都曾经遭遇过暴力和不幸,可一旦走出了阴影,笑容同样灿烂。

痛点尚未消

“就像紧紧咬合的齿轮,《反家庭暴力法》要运转流畅,少了谁都不行”

陪赵小月在派出所做笔录,湖南省妇联的工作人员窝了一肚子火。

赵小月已被吓破了胆,提出只想赶快离婚,不打算再追究男方责任。妇联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忍不住提醒几句,不想引来民警不满。他们搬出《反家庭暴力法》,但民警的回应更堵心,“我不知道这个法。”

这般遭遇虽是极个别,却也投射出《反家庭暴力法》落地的不易。宣传培训的不足,制度衔接的不畅,多部门联动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被寄予厚望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中坎坷不断。

告诫制度实施以来,陶品所在的派出所一共发了7份告诫书,其中5份起了作用。陶品坦承,越到后面,告诫书发得越谨慎,“一是法律规定告诫书可以作为法庭证据,但家暴认定起来有难度,担心告诫书发出去要承担法律后果,比如施暴方不认可,有可能起诉公安机关;二是怕发了作用不大,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欧阳艳文认为,告诫制度的立法初衷是震慑,从法律上来说效用不如人身安全保护令。“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有责任的,而违反告诫则没有责任。最好是赋予告诫制度一定的处罚性质,以便更好地对接《治安管理处罚法》。”

看似效用更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有现实的困境。

有一个案件,让刘群颇为无奈。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施暴者继续施暴。经过鉴定,受暴者的伤情已经达到轻伤程度。按照法律规定,施暴者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公安机关认为,法院已经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应由法院直接处置施暴者;法院则认为,应按照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程序,走刑事诉讼程序。

法官面临的现实困难并不止于此。湖南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黄燕说,员额制改革后,法官的绩效考核与办案直接挂钩,办理包括家暴案在内的家事案件耗时费力,还不受关注,如何调动和保护法官的积极性,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此外,家暴案件不适用一般的审判思维,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等等,不少法官反映,自己愿意做,但有心无力。

刘群举了一组数据:在担任家事庭庭长之前,她所在的民一庭全年办案数量6000多件,其中家事案件也就占1/10。这几年,家事案件总量相对稳定,其他案件数量却在快速攀升。矛盾显而易见——人少案多,法官的精力必然被其他案子牵扯;若家事法官专业化,绩效考核的指挥棒又对其不利。

更薄弱的环节,则是对家暴当事人的心理干预。

“我就是为了报复他。”说这句话时,张小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被打毫无征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成为丈夫李伟打她的导火索。常年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怨气找不到出口,她便发泄到5岁的女儿身上,有一次门牙都让她打掉了。“老公爱女儿,我打不过他,只能打女儿,让他尝尝伤心的滋味。”

李伟的母亲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听说儿子家暴,上来就是两个耳光,罚跪反省。这种“惩罚”,在李伟的经历中早已是常态。从小耳濡目染,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接受了暴力逻辑。

“施暴人有时也是受害人,这种代际传递值得关注。”邱梦丹说,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习得,社会危害性大,“家暴中的目睹者,即便不会成为未来的施暴者,但心里留下的阴影可能终生难消。”

长沙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李万锋提出,反家暴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文化、社会性问题,“现实中的痛点,正体现出社会力量介入的必要性——不仅是人手力量上的弥补,也是角色扮演上的补位。就像紧紧咬合的齿轮,《反家庭暴力法》要运转流畅,少了谁都不行。”

社会组织的培育壮大,仍需时日。在湖南,即便是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相对较好的长沙,也远未达到理想程度。以鑫晨社工中心为例,专业社工仅有1人,一年的个案服务数最多不过30余件,而咨询量却多达1500余次。以此测算,家暴干预的社工人手远远不够。

即便现实和理想仍有不小差距,《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让社会各方真正动了起来。正如欧阳艳文所说,“《反家庭暴力法》给了公权力足够清晰的法律依据,让受害者有了维权意识,也使得基层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法官乃至普通人明白,家庭不是法外之地。”

在社工和省、市妇联的帮助下,赵小月眼下转移到一个庇护所,静待法院的离婚判决。彻底走出阴霾或许需要时间,但生活已然翻向新的一页。

本文由金沙城中心发布于古代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TA求救的信号,痛点尚未消

关键词:

上一篇:国家统计局成立专门机构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