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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城中心游戏注册原名尔达,蒙文通与中国宗

来源:http://www.irgrl.com 作者:金沙城中心 时间:2019-11-19 15:27

蒙文通原名蒙尔达,生于四川盐亭县石牛庙乡,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执教多个高校,担任过成都市人民代表、四川省委委员等职;一生致力于古代史及古代学术的研究,且造诣颇高,著有《古史甄微》《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等作品。除了在史学方面,他在佛学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说是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1968年,蒙文通逝世,享年74岁。人物生平 基本信息金沙城中心游戏注册 1蒙文通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人生经历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他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从研究传统的经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 ,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可以江汉、海岱、河洛分为三系,其部落、姓氏、居处地域皆各不同,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徵的学说。其后又以《经学抉原》一书,进一步从学术文化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此说。“三系学说”和当时《古史辨》学派的观点迥异其趣,但就其对学术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言,实可以与之媲美。 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蒙文通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材,可谓桃李遍全国。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长眠于山清水秀的长松寺公墓。 求学历程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的子女金沙城中心游戏注册 2蒙文通 蒙默,男,汉族,蒙文通先生之子,1926年6月生,四川盐亭人。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蒙文通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此外,还有《古地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 《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十篇。人物评价金沙城中心游戏注册 3蒙文通等人 蒙文通是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回忆起大师的生平点滴,尽可用“儒者豪迈”来概之。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蒙文通,原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成就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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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蜀出社出版了《蒙文通全集》。蒙文通先生早年师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博通经、史、诸子,融贯儒释道三教,在上古史、民族史、宗教史方面的成就,尤其令人称道。

蒙文通先生,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掠影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蒙文通的学术成就被后世公认。笔者对仅就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谈一谈蒙文通的开创性贡献。

主要着作有:《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丁伟 文/图

蒙文通从1923年到1927年,在欧阳竟无主持的支那内学院学习四年,就读期间与汤用彤、熊十力、吕澂等佛学家颇多切磋。在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的创刊号上,他发布《中国禅学考》、《唯识新罗学》两文,获得广泛赞誉。《中国禅学考》对禅宗传统的西天二十八祖说率先提出了质疑;《唯识新罗学》指出,玄奘大师从印度传来的唯识学,不囿于窥基一宗,对玄奘门下圆测一系阐发幽微,得到佛学大家欧阳竞无的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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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四川大学建校120周年。

蒙文通与易心莹道长过从甚密,加之上世纪三十年代《正统道藏》影印出版,嘉惠学林,蒙文通对于道教研究用功更勤。相比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绩,蒙文通在道教研究方面的贡献更大,主要成就有二:率先提出道教的重玄学派,蒙文通系统发掘、整理了六朝隋唐重玄道流,使得长期在中国思想史上晦暗不明的道教重玄学重见天日,充分展现了道教哲学的理论深度,在海内外产生极大影响,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研究的贡献巨大。在道家道教古文献辑轶、钩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道书辑校十种》,享誉学界。蒙文通收集整理托名鸠摩罗什、僧肇的《老子》注,对于研究佛道关系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尤其具有重要价值。

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他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从研究传统的经学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从尊经书院到四川高等学堂,从存古学堂到四川国学院,从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到国立四川大学,从华西协合大学到四川医学院,从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校并立到经过战略合并的崭新的四川大学,百川成海,涵乾纳坤,岁月的沧桑凝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胸怀铸就川大的百年辉煌。如果说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心脏,那么四川大学图书馆自建校伊始就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学问贵成体系,蒙文通在经学、儒家思想史、上古史等方面都成一家之言,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自成系统。特别是在中国道教史研究中提出了五阶三变之说:道教汉魏始兴,并提出道教三源说即太平道、天师道、神仙道共同构成道教的源头;魏晋玄风大盛,重要的道教徒无不注《老》、解《庄》,道教理论大发展,道教的组织、教仪、经典亦日趋大备;隋唐以降,道教受佛教影响,经历两变,第一变:隋唐以还道教诸师,皆信轮回之说,不以形躯即身成道为旨要,以不生不死言长生。此为罗什注老以来,道家之一变;第二变:道家以三一为宗,而归于神与道合,神与道合则不生不死,此余所知于唐、宋道家之说也。隋、唐道士所取于佛法者,为罗什以来之般若宗,司马子微后逮于两宋,道家所取于佛法者为智者之天台宗。不言白日飞升,为隋唐道教之一变。宋代道教内丹学说全面取代外丹学说,这是道教的第三变,宋之道教,凡钟吕传道所谓,实近于陈图南之传,远绍子微,而经箓外丹之说以衰,此道教之又一变也。蒙文通五阶三变之说,对中国道教史进行了高度的凝练和概括,特别对于研究道教历史关键性转折时期,给予了很好的提示,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 ,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可以江汉、海岱、河洛分为三系,其部落、姓氏、居处地域皆各不同,其经济文化各具特徵的学说。其后又以《经学抉原》一书,进一步从学术文化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此说。“三系学说”和当时《古史辨》学派的观点迥异其趣,但就其对学术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言,实可以与之媲美。

如今图书馆中收藏古籍线装书近三十万册,民国期间出版的报刊杂志也颇具规模,原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毕业生论文则是本馆另一重要特色资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籍特藏资源既是前贤遗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百年川大风雨历程的见证。本文通过史料钩沉,试图从古籍汇聚的角度,再现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百年历程。

蒙文通在文革中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撰写的最后一部书稿是《越史丛考》,1984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后,在海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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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先生数十年未离讲席,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材,可谓桃李遍全国。

国立四川大学大门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长眠于山清水秀的长松寺公墓。

锦江书院:层次最高,藏书颇丰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

考察国立四川大学的藏书史,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两所书院——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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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书院是四川历代书院中层次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办学最典型的书院。书院设立于清初康熙年间,自开办之初即设有藏书之室。《锦江书院纪略》记载,咸丰八年监院李承熙对院中藏书进行统计:原有藏书仅24种197册。此后地方官员多有捐置,嘉庆十年四川布政使董教增捐发改定书籍7种159册,嘉庆十八年,荆州知府洛昂捐置书籍法帖26种1293册;嘉庆十九年,四川布政使陈若霖捐《钦定学政全书》2套;嘉庆二十四年,盐茶道奇成额捐发13种670册。

光绪二十八年,锦江书院被裁撤,藏书一并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只是锦江书院的藏书几乎没有印记,分散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很难被辨认出来。锦江书院发展到后期,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于是尊经书院应运而生,主其事者即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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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十二年六月,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任四川学政,光绪元年,协同四川总督吴棠创办尊经书院,培育蜀中英才。因为川省地处偏远,购书不易,张之洞率先垂范,捐俸从外地购书二百余部数千卷,存于书院尊经阁中。因为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故其所捐赠书籍均钤“提督四川学政南皮张之洞捐奉所置书”朱印。

张氏所置书,经史子集,四部俱备,如《皇朝祭器乐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揅经室集》等,均为切实有用之书,符合张之洞“通经致用”的一贯育人主张。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做学问?如何修行个人品德?当时学子大多心存疑惑,有感于此,张之洞亲自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为书院诸生答疑解惑。即便在今天,这两种学术着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后,尊经书院历任山长如王闿运、伍肇龄、刘岳云、宋育仁等均十分重视藏书。光绪二十三年,宋育仁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与廖平、吴之英倡导维新思潮,尊经书院成为四川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宋育仁曾一次性购书103种,1040册,舆图3部1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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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籍大部分都是介绍西方政治、历史、经济、科技的西学着作,尊经书院藏书格局从单一的国学旧籍逐渐走向多元化,院中诸生眼界日趋开阔。

存古学堂:聘谢无量任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下令裁撤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院时代走向了终点。次年五月,原尊经书院监院薛华墀、教谕罗彤将这一批书籍清点造册,移交给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学堂。宋育仁当年采购书籍的清单,今天仍然完整的保存在四川大学档案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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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

宣统元年,清政府要求将设立存古学堂作为各省“筹备立宪”的一项内容,四川总督赵尔巽邀请五十一岁的清流名士赵启霖,入川主持四川存古学堂筹办事务。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瀞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弹劾段芝贵与庆亲王父子一案颇具声望。

赵启霖于宣统元年旧历四月十三日抵川,上任之始即着手整顿学务,并上《请奏设四川存古学堂折》。得到批复后,赵启霖拟定存古学堂章程,同时聘请谢无量任学堂监督,华阳徐炯、名山吴之英为教员,学堂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因为“学务多束于部章,鲜有实济,又因先母年近八旬,思归心切”,宣统二年,赵启霖即请辞去提学使职务,并于同年二月获准。离川之前,赵启霖自捐四百元,购置图书,供存古学堂诸生研读。这批古籍首页均钤“提学使赵捐置”朱印,具体数量尚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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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旧照

张之洞之创办尊经书院,赵启霖之筹设存古学堂,前后两任提学使在蜀学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前贤已逝,他们捐置的书籍,却传之久远,嘉惠后学。辛亥革命后,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后并入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院以整理四川文献、搜集国史文献、编辑光复史为主要任务,因此大批购置国学典籍。此一阶段的藏书,《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概况》一文略有涉及,“明板册府元龟、六朝诗纪、补续全蜀艺文志等系谢无量在国学馆时购置,明板经学及东医宝鉴等则廖季平先生所置”。 国学院、国学馆的书籍均钤有“四川国学院所藏金石图书之印”,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中占据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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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锦江书院

古籍甚丰,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

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并入四川中西学堂,后来演变为国立成都大学,存古学堂则并入四川国学院,逐渐演变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再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至此,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所藏书籍以及刻书板片实现合流,全部进入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国立四川大学时期,学者推荐购买也是图书馆文献建设的重要途径。此类书籍,内封叶均有铅笔小字一行,“某某介绍”。如文院蒙文通介绍之《印度札记》,文院赵少咸介绍之《集韵声类表》《魏书校勘记》《淮南旧注校理》,文院周癸叔介绍之《梅村诗集笺注》《问字堂集》《后汉纪》,文院丁山介绍之《集韵考证》,均是此例。抚摩遗编,心生感慨,先辈学人在书籍上留下的雪泥鸿爪令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始觉大学之大,不在广厦,而在于大师,在于底蕴。此外,民国期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排印或者石印出版的教材,也构成了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的一部分,因其流传不广,存世稀少,因此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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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等学堂的自修室

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另一重要源头是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与国立四川大学的发展脉络不同,华西协合大学自建立之初就比较稳定,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来源相对比较简单。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成立于民国三年,初期收藏不甚丰富,且多以西文书籍为主。为充实馆藏,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程芝轩曾向罗氏好一斋商借25000册中文古籍寄存馆内,以满足教学科研的需求。

民国二十年,华西协合大学得到哈佛燕京学会的三十万美元用以发展本校东方文化研究事业,校方在息金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作购置图书及设备。《华西协合大学校刊》记载,1938年暑假,图书馆中文部在北平各大书局一次性采购中文古籍120多种,到馆书籍均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并参考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

据统计,截至1945年,馆内收藏中文图书137199册,就收藏数量而言,以四川方志为最多,次则为钞本及名人手迹,如顾印愚、李榕、窦垿等人遗墨均赫赫有名 。以版本而论,馆藏元代刻本2种,明刻本30多种。1949年,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又一次大规模收购中西文古籍,数量不下千种,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这是今天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部敦煌写经。1951—1952年间,图书馆又接收唐棣之、曾彦适等人所捐綫装古籍一万多册,馆藏资源得到进一步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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